二
    武德时期，在地方上李世民经过长期培植，也形成了很大的势力。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唐朝在洛阳设置了陕东道大行台，（注：《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以李世民为行台省尚书令。陕东行台省的设官仿中央尚书省，有尚书令、仆射、左右丞、诸部尚书、郎中、诸监、主事等。官员的品秩“同于京省官员”，只是员数略少。其它行台省官员品秩“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 （注：《通鉴》卷189。）行台省尚书令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对辖区内之事，无所不管。主要是：一、拥有统兵征伐权。二、拥有选拔任命官员的人事权。三、拥有司法与专杀之权。四、拥有财权。五、拥有监察权。（注：参见拙著《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3年第7期。）陕东行台省管辖区域非常广大， 当时规定：“其蒲州、河北诸府兵并受节度。”胡注：“复以河东郡为蒲州。河北，谓大河以北，黎、相之地。诸府，诸总管府。”（注：《通鉴》卷185。）唐初，“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 （注： 《通鉴》卷185。）李世民在这一广大地区进行了多年的苦心经营，《旧唐书·房玄龄传》载：“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当时房玄龄任陕东道行台考功郎中，他的行动也是李世民的意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甚至不惜得罪高祖及其妃嫔。史载：“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注：《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 由是益怨。”（注：《通鉴》卷190。 ）唐高祖报怨说：“我诏敕不行， 尔之教命州县即受！”还曾对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注：《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秦府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在平定王世充前后这一时期网罗的，如程知节、秦叔宝、杜淹、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等。陕东行台省的重要职任大都由其心腹人物充任，如屈突通为行台右仆射，温大雅为行台工部尚书，殷开山为行台兵部尚书，皇甫无逸、史万宝前后任行台民部尚书，于志宁检校行台左丞并知膳部郎中，房玄龄兼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为行台司勋郎中等。李世民多留居长安，陕东行台省事务由屈突通主持。由于屈突通忠于李世民，引起李建成不满，一度被召回长安，“隐太子之诛也”，复“驰镇洛阳”。（注：《旧唐书》卷59《屈突通传》。）
    益州行台省的尚书令也由李世民充任。武德三年四月颁布的《秦王益州道行台制》说：“蜀郡沃野，田惟井络，控取邛笮，临制巴渝；求瘼宣风。朝寄尤重，总司岳牧，是属懿亲。”（注：《唐大诏令集》卷35。）可见这个行台省非常重要，直接控御巴蜀地区，必须由皇室至亲出任尚书令，所以当时高祖又选择了李世民。益州行台省管辖益、利、会、泾、鄜、遂六总管所属的数十州广大地区。胡三省说：“是时，益州行台所统，起蜀，跨陇而东北。”（注：《通鉴》卷188 武德三年四月条注。）所辖区域跨今川陕甘三省，在京城长安北、西、南三方面划了一个半圆形，所以它也担负保障京师安全、防御突厥的责任。李世民因为经常领兵征讨，平时也多留居长安，益州行台省由行台左仆射窦轨实际负责，并“许以便宜从事”之权。（注：《旧唐书》卷61《窦威传附窦轨传》。）《新唐书·袁朗传》把窦轨划入太子东宫集团，是错误的。益州行台省实际仍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新唐书》之所以把他划入李建成集团，是因其在武德元年一度担任过太子詹事之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曾在哪里任职就属哪个集团的话，那么，窦轨任职于东宫只是很短一个时期（不到一年），而长期（从武德三年至九年）却在李世民任尚书令的益州行台省任职，就更应该属秦王集团了。笔者认为重要的应该看本人的行为和倾向。窦轨早年跟从李世民经略关中攻下长安，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时，窦轨率益州行台军队在李世民指挥下参战，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据《旧唐书·韦云起传》载：“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韦云起当时为益州行台兵部尚书。这段史料很能说明窦轨到底属于哪个集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太子，“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 ）唐高祖此时已被软禁，授予窦轨的这道诏书实乃出自李世民之意。李世民在政变成功后，马上向窦轨通报情况，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程度，同时也有让他做好防变准备之意。
    李世民在地方的势力并不仅此，他还兼任凉州总管，“使持节凉、甘、瓜、鄯、肃、会、兰、河、廓九州诸军事。”（注：《唐大诏令集》卷35“秦王兼凉州总管制”。）即李轨原所据之地。从武德元年至九年六月，李世民一直充任雍州牧之职。雍州是京畿地区，开元时改为京兆府。李世民充任京畿雍州地区的行政长官，对他培植私人势力乃至在后来的政变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据《旧唐书·高士廉传》载，武德五年，其任雍州治中，“时太宗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即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之舅，素有才望，甚亲敬之。乃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
    与李世民在地方上的强大势力相比，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力量则要弱小得多。李元吉虽曾一度担任过襄州道行台省尚书令，（注：《新唐书》卷79《巢王元吉传》。）然在武德七年就废去了这个行台省。（注：《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所载亦同。）从这年至武德九年李世民夺得太子止，全国尚存的只有李世民任行台尚书令的陕东道与益州两个行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