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唐初国家中枢决策机构和政务方面，李世民集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根据《新唐书·宰相表上》记载，从武德元年至九年六月，先后共有12名宰相执政，即李世民、裴寂、刘文静、窦抗、窦威、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萧瑀、裴矩、宇文士及、李元吉等。仍可分为三类：
    第一，李世民集团人物，即李世民、刘文静、萧瑀、窦抗、陈叔达、宇文士及等，共7人。前3人固不待说，如萧瑀，李世民曾赞扬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注：《旧唐书》卷63《萧瑀传》。）对于窦抗等须略作说明。据《旧唐书·窦抗传》载，他和唐高祖关系甚密，是皇后窦氏的堂兄，高祖每呼兄而不称其名。从血缘上看，和建成、世民兄弟并无亲疏之别，然李世民深谋远虑，对他早就采取了笼络措施，使其站到自己一方。他曾从李世民平定薛举，“勋居第一”，后“又从征王世充，及东都平，册勋太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俱预焉，朝廷荣之，赐女乐一部，金宝万计。”窦抗武略平庸，这两次均未见立有显功，结果都得到册勋赏赐，可见是主帅李世民的有意安排。其子窦静、窦诞等都和李世民关系密切，贞观时期得到重用。陈叔达也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建成、元吉曾对李世民“阴行潜毁”，高祖将有贬责，陈叔达“固谏而止”。（注：《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玄武门之变时，高祖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商议对策，他又和萧瑀力主立李世民为太子，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态度是何等鲜明。 李世民即位后曾对陈叔达说：“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注：《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可见陈叔达早就倾向李世民一方。宇文士及归唐以来，长期任职秦王府，多次跟从李世民征伐，倍受信任。贞观时期，“甚见亲顾”，“同列莫与为比”。病重时太宗“抚之流涕”，死后陪葬昭陵（注：《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为秦王府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
    第二，中间派人物为封德彝、杨恭仁、裴矩等人。其中封德彝在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的斗争中，在公开场合站李世民一方，《旧唐书》本传载：“初，伦（其名，字德彝）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李世民一方的工作，如对杜淹的问题上。据《旧唐书·杜如晦传附淹传》载：“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注：《旧唐书》卷63《封伦传》。）直到贞观时期，他死后数年，太宗才知其事，可见武德时期在公开场合他是支持李世民的，否则决不至于死后李世民才了解其为人。尽管如此，还是将列入中间派为宜。对于裴矩也要作一些分析。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当双方战斗激烈时，出面晓谕，“宫兵乃散”，（注：《旧唐书》卷63《裴矩传》。）似乎倾向李世民，然通观其以前的态度，未见支持任何一方的言行，此时出面很大程度是因建成、元吉已死，大势已定，出于投机目的而作出的姿态，因此仍列入到中间派。
    第三，敌对派人物，主要指裴寂、李元吉。秦王府集团的重要人物刘文静的被杀，实因裴寂而起，引起李世民对他的不满，裴寂当然也不会支持李世民集团。尽管史籍中未见裴寂公然对李世民采取敌对态度的记载，从玄武门之变、高祖召他和萧瑀、陈叔达商议对策，其对立秦王为太子未置一辞的态度看，他对这场政变是持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当时是在刀枪相逼迫的情况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世民集团在唐王朝中枢决策机构中的优势地位。况且他本人又是尚书令，位高权重。在唐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尚书令为正二品，侍中、中书令为正三品，尚书省的副职左右仆射为从二品，也比他们高一阶。侍中、中书令仅与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尚书品秩相等（都是正三品），其朝参三班亦在令仆之后，造成了三省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在唐初政事堂的人员构成上也可看出尚书省的尊崇地位。当时尚书令、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各二人组成政事堂会议，而尚书省就有3人参加，比其它两省的任何一省都多，且品秩又高， 加上从武德八年起李世民又为中书令，从而控制中书省，本人身份特殊，威望过高，使得政事堂会议名为集体议事，实则为李世民所左右。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下属六部分管中央各类具体行政事务，全国州县也受尚书省直接管辖。李世民及其集团握有决策权，又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大权，执国家机柄之大半，天策府控制军权，具备发动政变、夺取帝位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