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于“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注：《旧唐书》卷60《李孝恭传》。）李世民立有不世之功，故为当时多数朝臣、军民所拥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连建成集团中的某些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如王珪、魏征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注：《通鉴》卷190。 ）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比较普遍的代表性。宋人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从行文语气看， 司马光也认为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并非没有合理性。古人在评论此类问题时，一般不拘泥于封建礼法，大都要根据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清代学者王夫之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注：《读通鉴论》卷20《唐高祖》。）就是具体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后下的结论。正因为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很多人都认为李世民统治天下是顺理成章的、合理的，所以玄武门之变后，唐王朝内部和当时的社会并未产生什么不稳定因素，比较平稳地过渡到所谓“贞观治世”。这也算是李世民取得成功的一个社会条件。
    武德九年时，李世民威望日增，位高权重，羽翼已丰，具备优于建成、元吉的种种条件。秦王府集团的人都认为“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注：《旧唐书》卷64《巢王元吉传》。）连唐高祖对李世民的实力也不敢轻视，史载：“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潜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注：以上均见《通鉴》卷191。 ）在这里陈叔达实际上对唐高祖进行了恐吓和威胁，唐高祖之所以屈服于这种威胁，完全是出于力量对比上有考虑，不敢轻易有所举动，只好采取逐步削弱其力量的办法。后来，借突厥入侵，授元吉一定的兵权，并抽调秦府谋士、兵将，大约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由于李世民具备上述种种有利条件，拥有发动政变的实力，即使不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于京师发难，也会在其它时间，其它地点，以其它方式发难。因为李世民蓄谋夺位已久，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183页。）在诸种条件具备后，剩下的只是行动时机和方式的问题了。在发难前李世民集团制定了两套方案，其第二套方案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情况下， 退居洛阳以相抗衡。《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载：“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旧唐书·温大雅传》还载，到洛阳后，“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可见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根据李世民集团拥有的实力和诸种有利条件分析，采用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不同的只是成功的迅速与否和损失大小的差异。如用第二套方案，必然要调动陕东行台的兵力，在关中十二军的一些部队策应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向长安发动围攻。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以李世民等人的杰出军事才干，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时间要长一些，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国力损失也要大一些。而第一套方案虽然冒一定的风险，但见效快，损失小，所以李世民把它作为首选方案，把出居洛阳作为备用方案。
    李世民虽然是以突然发难的方式取得政变的成功，然而他很清楚这是自己拥有雄厚实力和条件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即位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变和完善唐朝的基本制度。尚书令这一位尊权重的职位不再授人，使三省地位逐渐平等，以互相牵制。取消天策上将府，撤消亲王的护军府，诸王不再拥有军队和掌握兵权。完善府兵制度，把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开。在地方上撤去行台省的设置，设置黜陟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强化中央集权，防止类似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