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孙行成为词臣的例子有其特殊性，那么高宗武后时期对词臣的重视则是一持久之现象，对社会精英的心理造成冲击并产生深远影响。新出墓志中有两篇能凸显这一趋势，这就是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所作的《徐齐聃墓志》和岑羲所撰之《韦承庆墓志》。⑥《徐齐聃墓志》写于上元三年(676)。文中所涉及徐氏家族从南朝到唐代的情形近已有刘子凡做了精细考察。⑦刘子凡指出，徐氏家族能从“南方次等氏族”一跃而成唐代重要的文学官僚家族，固有凭借与唐帝室的特殊关系之处，更多却是依靠徐齐聃和徐坚父子的文化修养，体现出南来士人在唐初获取成功的特殊方式。这一判断无疑准确。保存在张九龄文集里的《徐坚神道碑》和新出《徐峤墓志》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徐坚在《徐齐聃墓志》里开宗明义地将“文”的意义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孤子令坚闻：太上立德，隋武子死而可归；其次立言，臧文仲没而不朽。故以激清澜于百代，垂令范于千龄。是知树德不孤，有邻攸在。至如苞两贤而独映，兼二美而孤轩，芳徽与日月俱悬，茂轨共江河并逝者，窃谓先君为体之。
    这里说“立言”能“没而不朽”和墓志末了铭文中的“可大者德，不朽唯言。懔然生气，千祀如存”前后呼应。张九龄在《张说墓志》的铭文中同样提到的“言而有立，古无不死”。这些地方的“立言”都非泛泛所指，而是有很具体的内容。墓志称赞徐齐聃的天纵文才：
    先君禀辰象之祯辉，体山河之秀气。黄中内湛，止水外凝。体鉴清华，等玉山之引明月；瓌姿挺映，如珠树之引春风。粤在弄章(璋)，而神情照射；岁伊怀橘，而风彩嶷然。甫年小学，窥览不疲。镂金群玉之书，五行俱下；兰叶芝英之字，一见无忘。文藻温华，新声绝唱。年十余，太宗闻而召赋诗。受诏辄成，特蒙赏叹，因赐金装刀子一具。黄香之日下无双，多惭声实；葛瞻之聪明可爱，有愧风猷。年十四，为弘文馆学生，齿迹环林，连踪国胄，博通经史，具览群书。谈丛发而珠玉开，文锋举而琳琅坠。俄而才华藉甚，郁号文宗。
    这段文字着力渲染徐齐聃的词学能力。现代读者不应简单视之为溢美之词而加以忽略。正是通过此类书写，一种强大的舆论渐渐形成，将文才视为与生俱来的素质，且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体鉴清华”式的德性外露，润色王言又是这种素质最重要的体现，这就是“立言”的实质。徐坚毫不犹豫地为其父冠上“文宗”之名，这一地位恰要通过下面这样从龙朔二年(662)开始的长达九年的制诰经历才能为世所认可：⑧
    敕西台舍人内供奉，寻除西台舍人。职典青筒，荣参紫闼。枢机周密，契温树之无言；朝序倾风，等高山之斯仰。纶诰之美，海内推雄。议者以有国已来，罕有此例。
    这里徐齐聃从充西台舍人内供奉到真除西台舍人的经历和孙行相同，但他的影响力远在孙行之上。徐坚笔下，徐齐聃的纶诰之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岑羲在《韦承庆墓志》里表达出与《徐齐聃墓志》非常类似的立场。韦承庆这位活跃于高宗武后时代的政坛人物，《旧唐书·韦承庆传》称其“辞藻之美，擅于一时”。⑨虽然他在后世的声名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李峤、崔融，但在当时也是“大手笔”的代表。韦承庆属京兆韦氏小逍遥公房，其实他的曾祖和祖父官位止于县令，到了他父亲韦思谦才骤然进入权力的核心，终成武后朝的宰相，使韦承庆的家世背景符合唐前期“当代冠冕”的标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臣，韦承庆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有其门第因素，更多恐怕还是获益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本人的才能。韦承庆事迹唐代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份墓志固然可以补充不少讯息，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唐代书写中较早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这种定位在中唐以后的文字里成为一种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墓志起始就说：
    夫天降贤才，必偶昭明之后，俗登仁寿，式资恭懿之臣。观稷契之升朝，则知惟尧之德；鉴闳散之膺辅，允叶隆周之祚。其有德冠前烈，道光终古。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模楷彝伦，范围于士则。则我韦府君见之矣。
    这个开端点出韦承庆是以词臣身份服务于朝廷，就像张九龄在《张说墓志》里说“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一样⑩。“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的贡献使他能“德冠前烈，道光古今”。作者在提到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内供奉服阕兼掌天官选事的经历时说：
    自体国分官，以为人极；开物成务，式代天工。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九流是总，衡石之地尤先。公入掌王言，语晋与长舆比德；出参铨管，在魏与平叔齐声。非夫重望，孰谐佥属。
    所谓“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必须通过出色的丝纶来完成，这种观点在唐以前就有，但此时却开始被无限放大，成为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墓志评价韦承庆制诰的能力说：
    公冠冕词宗，弥纶学府。虽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机，洞灵台而毕综。
    称韦是“冠冕词宗”，的确是对他身份最为恰如其分的描述。而在同样以制诰著称的作者岑羲看来，出色的制诰不仅要学识渊博，更要有在政情变化的瞬息把握人心微妙并将之精确表达出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