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承庆和徐齐聃的情况颇为类似，虽然家族的背景在其成功中扮演了相当的角色，但也都受益于唐代新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气。正是开始重文的风气使其家族固有的传统获得更好发挥的机会。唐长孺曾就中古南朝文学的北传提出过敏锐的看法，指出北魏太和后，南朝的文风开始影响北朝，形成风气。这种情况在唐代早期“取得巨大成果，江左余风占领了北方文坛”。(11)韦承庆的例子正可印证这一看法。自北魏以来，一些北方高门开始转向重文并将之作为家族传统，其中京兆韦氏尤其突出，比如北魏后期的韦彧，就以草诏闻名。近年发现的《韦彧墓志》说他：“优册雅言，谟明盛辰。□(或为“飞”)章符檄之文，蔚万古以葳蕤；军国诏告之翰，□(或为“历”)千祀而昭晰”。对其制诰的评价之高与《韦承庆墓志》对韦承庆的评价无异。《徐齐聃墓志》和《韦承庆墓志》不约而同用“文宗”、“词宗”这类含义相同的名称来形容各自书写的对象，也非偶然。这里的“文宗”和“词宗”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造诣，而是替朝廷立言的文臣。也就是说，这类墓志和当时其他文人书写中不断出现的对文与统治关系的讨论一样，都渐渐将一种文学和治术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推举为文学的最高评鉴标准和精英最值得向往的成就。
    与徐齐聃和韦承庆的墓志相比，新发现的《窦华墓志》在这方面的表彰就要逊色一些。(12)《窦华墓志》撰者是肃代之际以诰词著称的徐浩。对于窦华的记载正史里并不多，墓志提供了清晰完整的生平，恰好可以补充。墓志开头提到窦华“弱不好弄，幼而能文”。关于他的仕进经历，墓志有如下的叙述：
    年廿四，秀才登科，解巾相州安阳尉，调岐州扶风、河南府河阳主簿，摄洛阳尉，即真，迁丞。俄转万年丞，摄大理寺丞，充和市、和籴判官并监司农出纳。丁家艰外除，正授大理丞摄殿中侍御史监左藏出纳。无何，正授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内忧去职，服阙，迁刑部员外郎充铸钱判官兼侍御史，别敕知台杂事，擢兵部郎中兼知如故，迁中书舍人加翰林、集贤院学士。
    据两唐书的记载，窦华是作为杨国忠的亲信进入玄宗时期政坛的最高层。傅璇琮根据史料曾推测窦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同时成为翰林院学士和集贤院学士是在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正式任宰相时期的事。(13)墓志虽然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这个推测完全成立。其任官经历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一是窦华在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长期服务于大理寺和御史台，主要工作都和财政管理有关，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政官。《新唐书》卷二○六《外戚·杨国忠传》载在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之后：
    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
    墓志提供的窦华的任官经历恰好说明杨国忠开幕府引入窦华不仅因为两人在政坛上是联盟，也和窦华长年的职业经验有关。第二是窦华活动时期恰好是翰林学士院的形成期，也是词臣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其新价值的代表性人物的关键时期。墓志说窦华“幼而能文”，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窦华在担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有制诰的经历。这说明无论是在中书舍人还是翰林院学士的职位上，当时杨国忠引入的窦华、张渐、宋昱等人最主要可能还是从这些职位在行政体系上的重要性着眼，即中书舍人的参与决策与翰林院的接近内廷，而非这些人的丝纶之才多么出众。《窦华墓志》里徐浩对窦华的宦海生涯有如下的总结：
    其効官也，使奏清白者一。特敕摄职者二，辟为判官者两，再知出纳三，典刑章，登南宫而外，掌宪简，拜西掖，而内刊秘籍。政方之用，台阁振其风霜；文翰之美，缃汨资其粉泽。至于发挥帝典，启沃皇猷，削藁诡词，人罕知者。
    其中对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掌诰经历有所涉及，文字中有表彰窦华履行词臣职事的字句，但着墨不多，而“至于”云云虽表示窦华在这方面的贡献少为外界所知，实际也说明窦华并非以草诏文词名闻于世。窦华在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的位置上和杨国忠本人的用人旨趣相关，从史料记载来看，杨国忠更多注重吏干型才能。同时在他推荐下成为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的张渐倒似乎在文才的表现方面有更多些的证据。(14)这里还可以比较一下稍早出土的苑论所撰的《苑咸墓志》。《苑咸墓志》作于元和六年(811)，对象苑咸不仅是窦华的同僚，也是玄宗朝后期最知名的词臣之一。(15)苑咸的履历更符合唐后期词臣的生涯轨迹。但苑论在《苑咸墓志》中仍提说：
    尝闻于宾客家相之言曰：公既龀，聪敏加于人。七岁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耻以文字进，以经济为己任。
    可见那一时期经济之才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开元到天宝时期以文词著称和以吏干知名的大臣都可以担任中书舍人，这和唐中期以后中书舍人以词臣为最重要的身份迥然不同，这区别同时体现在中书舍人职位升迁轨迹上。(16)窦华从长期担任于财政管理这类被视为“剧务”的位置上骤然转为被视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的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在8世纪末以后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另外窦华和张渐先后都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这相较于肃代之后通常选择品阶较低的官员进入翰林学士院也有相当大的不同，也说明翰林学士院仍只比较临时性的机构。
    上文讨论的《韦承庆墓志》和《徐齐聃墓志》体现的是一种从价值观和舆论的角度将朝廷典诰的制作与体国经野相联系、同时对词臣贡献加以定位的努力，接下来要讨论的《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则体现出当这种价值观在唐代后期开始深入人心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实际力量，使被认为能代表这种政治文化的人物及其家族在政坛和社会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杨收墓志》撰于咸通十四年(873)(17)，而《卢文度墓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二月。以时间论《杨收墓志》早了五十多年。但从本文论述重点考虑，这里先讨论《卢文度墓志》。
    该墓志的撰者杨紫□身份是后唐的中书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志文正式的标题是《唐故罗林军□(当作“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公权厝记并序》。志文中特别解释了当时无法将卢文度安葬回在长安万年县的家族墓地，只能临时安葬在河南。这种不能葬回家族墓地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用“权厝记”而非寻常的“墓志铭并序”标题似有刻意标榜家族历史的意味。无独有偶，卢文度的同僚张文宝也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词臣。卢价为他所作的墓志也以“权厝记并序”为题。(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