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中晚唐的士人为了寻求仕途上的前程，往往要干谒当朝权要和节度使以获取后者的提携，具有孤进身份的杨收不大可能成为例外，然而读裴坦的叙述，读者感觉包括周墀、王彦威在内的当朝名臣，对于仍是一介布衣的杨收奉迎唯恐不及：
    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遟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无比，著《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袠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敬服，命袌简以谢。
    这即便包含历史的真实性，也是裴坦对杨收形象的一种再造，目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杨收凝固为裴坦所认同的这个清流群体的象征，其存在居于尘世的众生之上。这是依靠“文”的价值观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只留于文字，晚唐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的实质性成果。已经担任了懿宗朝宰相的杨收于咸通八年被贬为端州司马，可以说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失势的地位。咸通十年(869)更被流放驩州并就地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人”。(30)按常理这该是对杨收家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显得很短暂。裴坦在咸通十四年作的《杨收墓志》中能对杨收作如此毫无忌讳的拔高，固然有朝廷昭雪的前提，(31)但也显示在晚唐特殊的文化下，杨收这样的人物在声望上拥有的相对独立性。距离杨死六年，杨严子杨涉就进士及第，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清流精英在政治空气变化下对杨收家族的一种支持。杨涉后在唐哀帝时成为宰相。杨收子杨钜与杨严另一子杨注分别于广明元年(880)和中和二年(882)及第(32)，并都在昭宗时期成为翰林学士。傅璇琮据现存杨钜所撰制文的规格，很有见地地指出杨钜在昭宗时期的学士院深受重视。(33)杨收另一子杨鏻也于乾宁三年(896)及第，五代时成为高官。杨涉子杨凝式的生涯更是贯穿整个五代。杨收的长兄杨发子杨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34)可以说杨收兄弟的子弟完全复制了父辈的成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用《旧唐书·杨收传》的评语“世非贵冑，门以艺升”，称杨收一门是“唐末五代间之世家”，可谓准确。而这里的“艺”最主要的就是文词的能力，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担任替朝廷立言的词臣，也就是墓志中说的“公于理道相业军国之机出于天资，人之所难，折若斤斧。内有刀尺，外无锋铓。落笔如神，率皆破的”。
    上文涉及的几方新出墓志，它们的出土诚然是历史的偶然，但恰好透露出成为唐代政治文化新价值和秩序代言人的词臣的三个关键时期的联系和差异。这种联系和差异并不仅仅具有制度史或政治史的意义，墓志能比其他材料更为完整的展现当时社会对这些词臣的整体观感，即便这些观感包含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放在恰当的语境下可让我们看出文化意识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表面看来，徐坚家族上下三代的词臣身份和唐后期的杨收和卢文度家族数代为词臣的现象似乎很类似，实际却有本质的差别。徐氏家族的情况只是那个时代的特例，促成这一特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朝以来社会往往根据精英群体事业上的不同特点对其家族做了身份上的定位，使得徐氏家族能在这种定位体系中获取独特的资本。同样的情况也落实在韦承庆身上。但徐氏家族或韦承庆式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充分支持，因此这种成功不易大量复制。这和晚唐清流家族对词臣身份的垄断现象相去甚远。后者存在于一个“文”称为精英普遍追求的时代。然而徐氏父子和韦承庆的欣赏者开始将他们的工作看做统治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精致手段，通过墓志这类书写来确立舆论的方向，这种舆论的扩散虽也经历了类似窦华时代的曲折，却能在唐后期成为价值系统的主导。杨收和卢文度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真正受益者。比照《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我们会发现它们表达的旨趣极相似，两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和原因也几乎一致。差别只是前者是后起之秀，体现唐后期代表清流家族能不断涌现的社会特征。杨收兄弟造就了一个新的清流家族，而卢文度则是这种典型的清流家族的受益者。虽然他们墓志的撰写者不断强调他们门第之美，实际他们成功的要素更多来自于其他的方面。孙拙是孙逖家族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传人，其墓志也在近年被发现，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加以讨论。孙拙担任过后唐庄宗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其墓志中就开宗明义强调其家族“世济文行，织于简编，余烈遗风，辉图耀谍”，墓志铭文里也说“时论允归，承家典诰”。(35)这才是这些家族得以不断延展巩固的真正秘诀。他们的墓志中对门第姓氏的强调只能说是一种身份再塑造的工作。这正是观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会造成现代研究者的困惑，但凭借着新材料和新方法，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景观。
    注释：
    ①《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拓片及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327页；又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林宝：《元和姓纂》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9页。
    ③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孙思邈显庆三年被征入朝，“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见岑仲勉为《元和姓纂》卷四孙思邈条所作的校记。)“承务郎直尚药局”固然契合孙思邈的特长，但和《旧唐书·孙思邈传》的记载相差颇大，何况此时孙思邈已是高寿的隐逸之士。当然孙思邈传未必没有夸大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谭宾录》中提及的这一职授更可能是唐太宗时孙思邈第一次被召入宫时的情况。
    ④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