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魏晋时期注经与着论最显着的差异，就是“论辩”内容之有无。王、郭等人的经注，以解说发明爲主，几乎没有辨析群言的内容；而这种辨析性内容，显然是“论”体文不可或缺的，也最引人注目的成分。
    如前所述，撰作了《周易注》、《老子注》的王弼，本身是清谈的高手，也以着论而擅名一时，遗憾的是，王弼的论，今皆不传，但可以想见，王弼亦是长于论辩者，但其《周易注》、《老子注》都是以直接阐发大义爲主，很少针对分歧的言论进行辨析。西晋郭象之《庄子注》也是这样的格局。王、郭注经的特点，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注释传统的演变来看，很值得关注。
    经典注释的基本特徵是发明和解说，但从先秦的传记，到汉代以後形成的传注与义疏，都可以看到问答、论辩的内容。例如《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解经都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公羊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云：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爲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爲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17)
    这里以回答问难的方式，对经义进行说解，这些问难，换一个角度，其实就可以看作是分歧性意见的呈现。又如《礼记》中的《乐记》、《学记》、《丧服小记》、《杂记》等，汇编有关礼的说解内容，其中也包含着辨析群言的因素，《荀子》对“论”体文的开拓，正是在接续“记”的传统中所形成。西汉时期的今文章句，如前所述，说经牵合甚广，“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其中很可能包含辨析论难的内容，但由于西汉章句，完帙皆已亡佚，所以无法确知。
    南北朝时期所形成的“义疏体”，同样拥有显着的问答论辩因素。例如今天传世的义疏体着作，目前学界认爲是北齐人的徐彦所作的《公羊传疏》，就有许多问答之语：
    问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答曰：《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问曰：《文諡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然则三科九旨之义，已蒙前说，未审五始、六辅、二类、七等之义如何？○答曰：案《文諡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18)
    上述这些经典解释文体中，问答论辩因素的出现，与经学的论辩风气有直接的关系。西汉经师极重论辩，牟润孙云：“西汉经师即重论辩，《汉书·儒林传》颇载之，如趟宾说《易》，持论巧慧，论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後宾死，莫能持其说，以此不见信。暇丘江公受《谷梁春秋》于鲁申公，传子至孙爲博士。江公讷于口，武帝使与董仲舒议，仲舒善持论，江公不如仲舒，于是因尊《公羊》家。江公弟子荣广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是论辩关系一家学派之盛衰有如此者。”(19)至于“义疏体”中大量问答论辩因素的存在，牟润孙认爲，与南北朝时期经学传授中的论辩有密切关系，是玄谈与讲经深入联系的结果。(20)
    但是，经学论辩风气的存在，与经学注释中有无论辩因素，并不是一个綫性的影响关系，同样是经学论辩丰富的东汉时代，经学注释中的论辩问答因素就十分罕见。东汉古文经学兴盛，在注释形式上，以训诂明大义爲主，辨析异说、牵合说解的内容，概从简化。郑玄遍注群经，训示字义，发明文义，平正简要，不枝不蔓，《毛诗笺》创“笺”体，亦以发明补正爲主。东汉的经学论辩也很丰富，但有关的经学着作，却难以看到论辩之迹，例如西汉的石渠阁奏议保留了不少论辩问难的内容，而东汉的《白虎通义》则完全看不到论辩的往复之迹，留下的只有最终之“定论”。这样的变化，与东汉经学突破家法，追求博通，显然是有关系的。西汉之今文章句学，注重师法、家法，守家法，故当发扬师说，攻驳异见，论难辨析的“求异”之论，自然十分重要。东汉治经趋于博通，故不重“求异”，而重“会通”。郑玄注经，兼采今古文，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故殊少辨析攻驳之论。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注释的演变来看，王弼、郭象的注释，与东汉古文经学的注释特点十分接近。在魏晋谈辩大兴的环境裹，王、郭的经典注释，一扫论辩之迹，以平正会通之论爲主，这与东汉古文家，在经学论辩的风气裹，选择平正简要的注释之体，颇爲接近。王、郭经注之不重“论辩”与“论”体文之长于“论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也带来两者在发明玄理之方式上的显着差异。王、郭所以选择这样的经典注释形式，既有来自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也源自其玄学思想表达的深刻内在需要。
    “论”体文在辨析群言时，有许多精力是放在辨名析理的“名理”探讨上，对玄理的体察，往往不那麽直接而鲜明。这在嵇康着名的论文中，有鲜明的体现。戴琏璋先生指出，嵇康的论文包含“名理的思辨”与“玄理的体察”两方面内容，前一方面是指，他爲了“纠正对方谬误，申述自己意见，在思辨理则与推理方法方面，都有所讲究”，具体表现就是对矛盾律、排中律，以及“推类辨物”、“辨名析理”等推理方法的运用；而“玄理的体察”，则是对有别于“常理”的“至理”的体察，主要表现在性命自然、和声无象、释私无措这些议题上。(21)由于嵇康的论文裹，关于名理的论辩内容十分突出，因此，很多人“往往被他的滔滔雄辩所吸引，而忽略了玄理方面的微意。尤有甚者，模糊了名理与玄理的分际”，甚至“完全以名理思辨的方式来认识玄理”。(22)戴先生对此做了深入的辩驳，指出“嵇康虽然重视名理，但是他卓越的成就还是在玄理方面”。(23)
    对嵇康“名理”、“至理”之论的混淆，甚或对其“至理”之体察的漠视，是很常见的理解误区，但这个误区的产生，与嵇康论体文中大量着眼于“名理”的论辩内容的存在，显然不无关系。至于王、郭的经注，由于不采“论辩”入注，因此能发明经义，直探玄理，绕开了辨析“名理”的枝蔓而直接着眼于玄理的体察与解悟。
    其次，论体文大量出现的“名理”辨析，是以“别异”爲特点，即别白名实之差异与矛盾。魏晋论体文，受到法家之文的深刻影响。《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24)刘师培云：
    魏祖提倡名法，趋重深刻，故法家纵横又被于文学……王仲宣介乎儒、法之间，其文大都渊懿，惟议论之文推析尽致，渐开校练名理之风，已与两漠之儒家异贯。盖论理之文，“迹坚求通，鈎深取极”，意尚新奇，文必深刻，如剥芭蕉，层脱层现，如转螺旋，节节逼深。不可爲肤里脉外之言及铺张门面之语，故非参以名法家之言不可，仲宣开此派之端也……至嵇叔夜将文体益加恢宏，其面貌虽与韩非全殊，而其神髓仍与法家无异。(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