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韩非子》对正名逻辑的运用，主要是从矛盾的辨析入手，而韩非之文的犀利老辣，正来自他对“名”与“名”之间，不可两存的尖锐对立的揭示。魏晋时期的“论”体文，在辨析群言时，就接续了韩非之文的“别异”，而辨析更趋精微，论证更爲恢宏。
    王弼、郭象的经典注释，在回避辨析异说这一内容的同时，也淡化了“别异”的思路，而更注重“会通”。这裹所谓的“会通”，有经学和玄学两层含义。从经学上讲，东汉经学追求博通兼采，打破家法门户之见，郑玄遍注群经、兼采古今，其对前人经说，正体现出一种“会通”的态度。在这种“会通”态度下产生的经典注释，就比较淡化“攻驳异说”的内容，以直接的取舍成说爲其特点。王弼、郭象的经典注释，其形式与东汉经学之“会通”性的注释传统，十分接近。从经学渊源上讲，王弼与东汉古文经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周易注》、《老子注》也具有鲜明的“会通”成说的特色。
    从玄理探讨的角度看，王、郭的经注，与阮、嵇之“论”体文相比，更好地体现了玄理在体用层面上的贯通性，这是“会通”在玄学意义上的体现。在经典注释中，注释者要全面回应经典以及注释传统所呈现的疑难，这在哲学意义上，正是一个本末体用如何通贯的问题。要实现这个通贯与会通，“名理”的辨析与推求，固然有所助益，但在根本上还有赖于玄理的体悟与发明。因此，在玄理的层面，倘若对体用关系有深入的会通，名理的辨析就会相对淡化。这也是王、郭经注，不采“论辩”入注的原因。
    在玄学史上，王弼、郭象的玄理思考，都体现了贯通体用的深刻追求，余敦康先生在分析魏晋玄学之发展阶段时说：“玄学思潮的演变……有一条清晰的发展綫索。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结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麽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爲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頠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思潮的合题……在更高的水平上把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结合在一起。”(26)可见，在玄学史上，对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王弼与郭象都致力于结合与通贯，而阮籍、嵇康所追求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则突出了两者的矛盾。追求统一的王、郭，运用经典注释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突出矛盾的阮、嵇，倾力于“论”体之文，而在经典注释上殊少建树，这正透露出注经与着论，在思想表达上的显着差异。
    当然，魏晋时期，王、郭之外，还有很多士人，从事经典注释，例如何晏《论语集解》等，这些经典注释也并未在玄理表达上有突出建树；另一方面，王弼的玄理思考，也通过着论的形式来表达。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经典注释，爲王、郭贯通体用、结合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考，提供了最好的思想表达形式，而其时蔚爲大宗的“论”体文，则不能承担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追求。
    魏晋以下，经典注释在中国的思想表达传统中，一直扮演着极爲重要的角色，朱熹之《四书集注》成爲理学经典而被悬爲楷式。从玄学时代经典注释与论文的分殊，可以看出，注释经典爲思想者深入解决体用矛盾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表达形式。在中国哲学中，体用关系作爲一个核心问题，其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丰富，并不能简单地化约爲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观等课题，只有在经典注释中，思想者才能尽可能全面地回答体用结合所可能碰到的问题，从而做出深度的思想建树。
    二、注经、着论与修史：体式选择与学术转型
    王弼、郭象之精于注经，嵇康、阮籍之偏长着论，这不仅折射出彼此才性好尚的差异，也反映了各自学术格局的不同。在魏晋学术转型背景下观察这一差异，其间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王弼等人的着述，多有散佚，《汉晋学术编年》结合传世目录，总结各人之着述如下(27)：
    从中可见，王、郭二人倾力于注经而极少史学撰作，其中所提到的郭象《述征记》类似史着，但今本《隋志》所记《述征记》爲郭缘生撰，《编年》疑误。
    嵇、阮着述之体类则与此颇爲不同：
    从中可见，嵇、阮多有与史学相关之撰述，如嵇康《圣贤高士传赞》，阮籍《宜阳记》、《秦记》等。高贵乡公二年，司马昭辅政，以阮籍爲侍中，典着作，与王沈、荀顗等人共撰《魏书》。(28)这一任命，也是阮籍具有史才的反映。
    王、郭与嵇、阮，对史学撰述的不同态度，是一个透视彼此学术格局差异的重要角度。魏晋学术格局，相对于两汉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而经史关系的转变，则是关键所在。魏晋史着繁盛，目录学上出现了“史部独立”的现象。反映在士人之着述格局上，则是从汉代的经、史不能兼擅，转向经、史并重情形的大量出现。
    汉代士人的着述涉及多种类型，但如果用魏晋以後目录学经史分部的标准来观察，会发现其中经史并重的情形比较少见。西汉之经学家，极少史学着述，而史家如司马迁，也没有经学方面的撰作。西汉末年的刘向、扬雄等人，格局稍见拓展，但东汉以後，在经学着述繁盛的格局中，经、史之间的分立，又突出出来。东汉大量的经学家，其着述于经学卷帙衆多，于史学，或全无涉猎，或仅一、二短制厕身其间。其中专力经学，而于史学几无涉猎的经学家，最有代表性的，有郑衆、贾逵、郑玄、何休等人，据传世文献，可知其着述目录如下：
    东汉士人，其着述以经学爲主，仅稍稍涉及史着的，则有马融、服虔等人：
    这类作者之史着，如马融《列女传注》、服虔《汉书音训》、许慎《史记注》都是训诂注释之作，与其经学着述形式，颇多接近，独立性并不明显。
    东汉留意史学着述者不多，班固、应劭、胡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在史学撰述上成就卓着，而像应劭、胡广等人，经学方面几无任何涉猎：
    当然，东汉士人偏长于经、史之一端的着述格局，并未消失，东晋时也有像范宁这样专精经学，像习凿齿这样偏长史学的例子，其着述如下：
    在经、史偏重一端的着述格局被延续的同时，东晋有大量士人表现出经、史并重的着述取向，这就是魏晋学术转型的重要体现。处于东汉与东晋之间的三国西晋，则是这个转型的过度阶段。汉末以来，士人的史学着述热情，就开始增长，王粲《汉末英雄记》十卷、曹丕《列异传》、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画赞传》五卷等都是士人作史热情的体现。着述能综括经、史的情形也逐渐增多，西晋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学人皇甫谧，其着述括囊经、史，博涉子、集，其格局已完全不是经、史偏擅的规模：
    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的时代。东汉那种专力经学，对史学绝少涉足的着述格局，在当时仍很多见：
    以上多爲当时有代表性的经学家，专力于经学着述；与此同时，史学撰述越来越多地吸引士人的兴趣，不少人的着述出现综括经史的现象：
    在魏晋学术经史关系演变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王弼、郭象专力经学而不涉及史学的着述结构，比较接近东汉经学家的传统格局。在三国时期，这一格局被一些与东汉经学有密切渊源关系的经学家所继承。对史学着述表现出兴趣的士人，往往与东汉经学学术传统较爲疏离。王弼与荆州经学的阙系，正体现出与东汉经学传统的密切联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何晏，何晏着述兼综经、史，其格局与王弼颇爲不同，较爲疏离东汉经学传统。比较而言，何晏之格局，更切合魏晋後的学术新变，但其玄学造诣却未如格局更爲传统的王弼那样深厚。身处西晋的郭象，在经史兼擅之新格局更爲流行的时代环境裹，仍然独重经学而无留意于史学，而同样是在传统的格局下，郭象的经典注释，对玄理做了深入的发明。偏长于着论的嵇康、阮籍等人，显然与魏晋以後经史并重的新格局更爲接近，他们对玄理的阐发，体现出与王弼、郭象颇爲不同的面貌。
    经学与史学在魏晋时期交织出的复杂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王弼、郭象专意经学，与嵇、阮等人经、史兼综，对“史”的回避与融摄，与其玄理思考的联系，无疑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