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叛东魏，是所谓“后三国”即南北朝后期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侯景乱梁、西魏平江陵等重大事件都由其直接或间接引发。学术界对侯景叛东魏当时的现实原因都有不少论述，而对历史原因却未有考察。（注：目前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和专史都说侯景叛东魏是由于高氏要夺侯景河南大行台之权，而侯景不愿交出权力。这是指出了侯景之叛的现实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侯景之叛的历史原因未有措意，终是不足。）故写作此文，以求教正。
    笔者首先是循着侯景与高欢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侯、高二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六镇事件之前。（注：六镇叛乱已成习称，实则起事者不只六镇，称北镇更为合适。我们此处是从习称，但泛指魏末北方边镇起兵叛魏之事。）当时，他们是朋友。但是，六镇事件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道路，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关系。秀容酋长尔朱荣乘六镇扰乱之际，招募豪杰，以图大志，侯景与高欢都去投奔。于是二人的关系发生变化。这变化来于二人与尔朱氏的关系不同，而这种不同又来于二人投尔朱氏的时间早晚有别。侯景投尔朱氏比高欢早。这种差别，史传所载很不明朗，也未见史家论及，故在此略作考证。然后再论及二人与尔朱氏的关系。
    侯景投尔朱氏的时间。《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孝昌）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临朝，天柱将军尔朱荣自晋阳入弑胡氏，并诛其亲属。景始以私从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南史》卷八0《侯景传》言：“魏末北方大乱，（景）乃事边将尔朱荣， 甚见器重。”《通鉴》梁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八月：“时四方兵起， （尔朱）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往依之。”比较三者，不难看出《梁书·侯景传》所记时间最晚，已不为《南史》、《通鉴》编者所信，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在二书中被大大提前。二书是有根据的。因为《梁书·侯景传》所记时间是靠不住的。此《传》于尔朱荣自晋阳入洛弑胡氏，并诛其亲属叙“（侯）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甚见器重。”考核当时形势，这实不可能。因为尔朱荣自晋阳入洛阳，军事统一部署，决不能容其他武装参与其事。如侯景“私众”少，则不可能为荣所重，因为此时荣并不缺乏控制局势的武力；如侯景“私众”多，则只会使荣疑忌。因此，不可能有侯景入洛阳见尔朱荣的可能。侯景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只可能是尔朱荣初起事时的事。
    不过，细较《南史》、《通鉴》文字，发现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通鉴》时间更早于《南史》。因为《通鉴》的普通五年八月虽是《南史》所说“魏末北方大乱”之际，但其时尔朱荣之官，《通鉴》记作“酋长”，而“酋长”不能称作《南史》的“边将”。且《通鉴》所记是有根据的。《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载：“正光中，四方兵起，（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可知《通鉴》于普通五年八月叙尔朱荣招豪杰之事，确有依据。梁普通五年即是魏正光五年，前一年破六韩拔陵于沃野镇起兵，攻武川、怀朔，此年又有高平镇胡琛起事，正是“四方兵起”之际。
    但是，《通鉴》系侯景投尔朱荣事于普通五年八月，也未必十分可靠，这里应有“史终言之”的安排在，是因叙尔朱荣的兴起而叙之。因此，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既可能靠前，也可能属后。因为《通鉴》记“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太安窦泰，皆往依之（尔朱荣）”。此四人中，段荣投尔朱荣的时间是明显有疑问的。段氏情况如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其他三人亦未必十分准确。今先考段荣，再看其余三人。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载：“（段）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趋平城。属杜洛周为乱，荣与高祖（高欢）谋诛之，事不捷，共奔尔朱荣。”《北史》卷五四《段荣传》谓“荣初之杜洛周，因奔尔朱荣”。《北史》卷六《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也载：“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隽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注：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全补自《北史》此纪，故此引《北史》之文。）《通鉴》梁纪大通二年（公元528 年）二月承《北史·齐本纪·神武帝纪》文字，言“高欢、段荣、尉景、蔡隽先在杜洛周党中，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依下文所考，高欢归尔朱荣于秀容应在公元527年。如524年八月归尔朱荣的果真是段荣，《通鉴》无独记段荣，而不记高欢等三人之理。可见《通鉴》记事前后矛盾。
    不是段荣，那么，应是谁呢？看来应是刘贵。《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于高欢等“亡归尔朱荣于秀容”后接着写道：“先是，刘贵事（尔朱）荣，盛言神武（高欢）美，至是始得见，以（神武帝）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可见刘贵投尔朱荣比高欢早。更可推知，高欢等人能投尔朱荣，应是刘贵在其中起穿针引线作用。同上《神武帝纪》于高欢有“澄清天下之志”后，又言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显见北镇乱前，刘贵是在怀朔镇。由此可知刘贵投尔朱荣是在北镇乱后。《通鉴》应是以刘贵为段荣了。
    《通鉴》或许是因为以下原因才于普通五年八月记段荣投尔朱荣的：《北齐书·段荣传》有“（段）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趋平城”之语，而杜洛周本是反于上谷（今北京延庆），因此否定《段荣传》中“属杜洛周为乱，（段）荣与高祖（高欢）谋诛之（杜洛周），……”的可能，故直以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投尔朱荣可能性为大。不过，就算如此，《通鉴》又于梁大通二年二月承《北史·齐本纪·神武帝纪》文字，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其记事之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