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的情况与侯景不同。
    高欢是先投杜洛周，再投葛荣，最后才归尔朱荣。他投尔朱氏的时间不仅比侯景晚，而且其行事亦难免使尔朱氏对之生疑。《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于高欢“归尔朱荣于秀容”后接着写道：“先是，刘贵事（尔朱）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其实，高欢不为尔朱荣所重，应该有欢是二易其主之后才投靠尔朱荣的原因。高欢的行为难免使尔朱荣觉得欢反覆难养。北齐史臣写史，乃隐曲写之。关于高欢为尔朱荣所重经过，《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所载亦颇为可疑：“……（刘）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这段文字，颇具传奇色彩，与唐代所传武则天御狮子骢有类似之处，其不可尽信。高欢为尔朱氏所重，必不会如此简单，乃是与刘贵疏通有密切关系。除刘贵外，司马子如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过作用。《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言欢微时与子如是朋友。子如既先于高欢投尔朱荣，高欢利用子如以接的尔朱氏，是完全可能的；而子如新投尔朱氏，与尔朱氏及其部属关系不深，也需要与旧日的朋友相结以广形援，从而为高欢说话也是完全可能的。史传不载高欢利用子如以接近尔朱氏，恐与以下情形有关：子如以贪，曾经与高氏有过大冲突，后来其侄司马世云又叛东魏，其子司马消难又投宇文氏；史臣有鉴于此，乃抹去其迹，以减少高氏惭德。
    总之，我认为高欢为尔朱荣所重必有一个隐曲的过程，其方式必不如《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所载那样光彩简单。我们观同纪中有叙高欢“大聚敛，因刘贵货（尔朱）荣下要人，尽得其意”，及高欢欲率六镇余众出山东而以金赂尔朱兆左右的文字，颇疑高欢为尔朱荣所重，也使用了类似这种隐曲难言的手法。而北齐史臣美言其事，乃留下使人颇为生疑的文字。
    高欢比侯景晚投靠尔朱氏，在高欢投奔尔朱氏之前，尔朱氏势力已相当强大，内部权力结构已有相当规模。在此种情况下，高欢只有通过非程序化的途径才能迅速接近尔朱荣，以遂其将来的野心。非程序化的途径中必然伴随许多隐秘不光彩的行为。而当接近尔朱荣后，越阶而居其他先投尔朱氏的人之前，占据要位，这种关系，高欢又必然难于处之了。这都是高欢难以为尔朱氏所信任的原因。再加上高欢有能力，愈使人疑嫉之，从而更不能为尔朱氏所信任了。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附贺拔岳传》载：孝明帝暴崩，尔朱荣举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至河阴。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欲同之，荣疑未决。岳乃从容进而言曰：‘将军首举义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此谋，可谓速祸，未见其福。’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帝元子攸）。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曰：‘高欢虽复庸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案：《魏书·尔朱荣传》及《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皆言尔朱荣欲篡位，而高欢谏阻之。《通鉴》梁纪大通二年（公元528年）三月叙此事，从《周书·贺拔岳传》，《考异》陈其理由说：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高欢掩恶，故说欢谏荣。所言极合情理。可知，《周书·贺拔岳传》所载为历史真实，而《北史》卷四九《贺拔允传附贺拔岳传》不载高欢劝荣称帝事，仅记岳之谏，乃李延寿删削失宜所致。可以肯定，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实是要陷之于祸，因为无论怎样，荣于此时称帝，肯定不能收拾局面（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亦有分析。）。历来权臣废一姓而自立，都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即使如此，有的也不能成功。这道理，高欢岂有不知。所以，高欢劝尔朱荣称帝，是想由此引起大乱，并于乱中取利，以遂其野心。这种情况表明，高欢没有与尔朱氏原来的阵营融为一体，更没有成为尔朱氏腹心。贺拔岳谏阻尔朱荣称帝，足见其忠于尔朱荣，与尔朱氏关系深厚。而岳忠于尔朱荣，就因为他投尔朱荣早，在荣左右居重要地位（注：王夫之认为贺拔岳劝荣杀欢不是忠于荣，而是为了掌握荣，参同上王夫之书。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岳即使借荣之手除去欢，亦无实力制荣。）。同上《周书·贺拔岳传》又载：“（岳）与父兄诛卫可孤之后，广阳王元深以岳为帐内军主。又表为强弩将军。后与兄胜俱镇恒州。州陷，投尔失荣。荣待之甚厚，以为别将，寻为都督。每居帐下，与计事，多与荣意合，益重之。……”恒州陷于孝昌二年。可知岳投尔朱荣在孝昌二年（公元526年）。 这表明贺拔岳投尔朱荣不仅早于高欢，而且成为其信任之人。岳请诛高欢以谢天下，可见高欢在尔朱荣帐下艰难尴尬的处境，故欲生乱而乘机以逐其利。《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载欢夺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马事，也是欢没有成为尔朱荣腹心的表现。这样，高欢与尔朱氏所结的关系自然不会深厚牢固。
    高欢不为尔朱氏腹心，这是尔朱荣死后，高欢要从尔朱氏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原因（注：澳大利亚J·Holmgren认为尔朱荣被杀后， 在尔朱氏杀孝庄帝、立长广王元哗诸事中，高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欢在此时（案指公元530年）设法纳得尔朱荣女即孝庄后。 荣女加入高氏家族和权力中，对高欢在531-533年之间作为尔朱荣在北魏东北部的权力的合法继承者的地位被承认， 发挥了有意义的作用。此参其论文：“Family,Marria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ixth 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Kao Family of Northern Chi, C. 520 - 5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16,No.1, 1982, P.18.依此， 则高欢一直为尔朱氏腹心之人了。实际上，绝不可能。欢纳尔朱荣女应是在公元533年。据《北齐书》卷三《文襄纪》、卷四《文宣纪》及《北史》卷五一《神武诸子传》：荣女生汷、凝。汷为高欢第五子，凝为欢第十三子。 欢第六子（娄后所生）即孝昭帝高演生于天平元年（公元534年，据卒年推），而第二子洋即文宣帝生于孝昌四年（公元528年，亦据卒年推）。530年尔朱荣死，尔朱兆引兵向洛时遣使召欢，欢不从。时欢为晋州刺史。同年十二月欢助兆破纥豆陵步藩后，兆与欢誓为兄弟。欢与兆决裂前夺荣妻北乡长公主马。又，尔朱为逆，天下人怒之。欢与尔朱氏决裂是利用葛荣余与尔朱氏所属民族契胡的矛盾。若欢于尔朱兆入攻洛、杀孝庄时纳荣女，以上情况都难以解释。因为，若欢纳荣女，欢与兆即是亲戚，二人誓为兄弟即是多余之事；欢夺荣妻之马，亦属无情，不似欲利用尔朱氏的女媚所能为；天下人怒尔朱氏，欢纳荣女，即难得山东（太行山以东）人的支持；葛荣余众仇恨契胡，欢纳荣女，即难使其安心，更不必说藉其为用。因此，我认为欢纳荣女应在其击灭尔朱氏之后。《北齐书》卷二十《慕容绍宗传》：欢进讨尔朱兆，兆缢死。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降欢。此是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事。 《绍宗传》又载绍宗降欢后，欢“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又，欢第十子湝为尔朱兆女所生，纳兆女应在兆死后。纳荣女亦应在此时。汷之生亦应在天平元年（公元534 年），只是时间稍早于孝昭帝。欢纳尔朱荣女，是出于安尔朱氏余党的需要；纳尔朱兆女，也是如此。）。高欢获得葛荣余众，有了相当的势力基础，这是他可以从尔朱氏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载：“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尔朱）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案指尔朱兆）素腹心者，私使统焉。’”尔朱兆以委高欢。案，高欢为怀朔镇人，葛荣亦此镇人，所以高欢领此众，即是怀朔人统怀朔之众。同纪又言“兵士素恶（尔朱）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此纪言葛荣众有二十余万，即使真是“诛夷者半”，仍有十来万。这势力是很可观的。高欢率此众自晋阳出滏口，收民望。从此，高欢自成一势力。普泰元年（公元 531年）二月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在此种情况下，高欢乃与尔朱兆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