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和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儒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回顾二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我们看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实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罗荣渠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课题》一文中认为，儒学（扩大言之为传统文化）不是可以现成地拿来使用的，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传统的东西如何进行分析、解剖，使它本身的若干方面“转化”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张岱年则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指出要从传统的儒学中提炼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内容，并与其他传统思想精华相融合，作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资料，这需要研究和探索。
    孔子思想和儒学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必须对它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令人欣喜的是，近二十年来，学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做出了新的成果。举例来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历史渊源的论述；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关于儒学理性主义与巫觋文化神秘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的分析；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关于宗法贵族社会两大支柱的国野制及宗法世袭制与儒学起源的解剖，都很有见解。关于孔子本人的思想研究，成果很多。我想介绍三本书，一本是匡亚明的《孔子评传》，论述颇为精到，附有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示意图、孔子年谱、《论语》箴言六十条详释等附录；一本是李启谦的《孔门弟子研究》，分别考察了孔子弟子二十九人的事迹、思想、气质及思想上的传承与影响；一本是张秉楠的《孔子传》，“试图将孔子思想融合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
    关于儒学的成熟形态宋明理学的研究，八十年代以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研究和把握的学术性著作。其中由侯外庐、邱汉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计一百三十余万字，对宋明理学在产生、发展、传播、演变、衰落等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学派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改变了以往局限于对个别思想家的个别范畴、命题进行研究和介绍的状况。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则侧重于对宋明理学的主要范畴及其逻辑结构的分析，在对宋明理学的哲学特征进行整体性把握方面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此外，出现了不少细致入微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其中，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探讨了朱熹等理学家为建立其思想体系，对于传统注疏经学所作的改造和发展，并对理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了理学发展的某些特征。陈来在《朱熹哲学研究》中，细致地梳理了朱熹哲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线索，由此展示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复杂性。这些著作都显示了研究工作正向细致深入的方向发展。
    对儒家经典以及经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儒家《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受到学人的关注，朱伯崑所著《易学哲学史》（上、中、下三册）是其中代表性的成果。还应当提到近年来关于儒家考古文献的研究。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引起学人的重视。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存八百余枚，凡一万三千余字。据初步研究，该竹简入土年代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上下。这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其中除《老子》、《五行》两篇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同名篇章大体相似、《缁衣》一篇与传世文献基本相同外，其他十二篇儒家类的书籍和一篇道家类书籍，皆为新发现。据初步研究，这次出土的十四篇儒家经典，正是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有的学人将楚简儒家著作分为三类，作了详细考辨，得出简文主要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关于中国儒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远远不止上面写的一些。近二十年来，专门从事孔子和儒学研究的学会团体研究孔子思想体系、孔门弟子思想，以及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资料的整理、研究论文集的汇编、研究信息的交流，都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些必将使孔子和儒学思想研究更加深化。
    （三）孔子和儒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展望21世纪的儒学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将仍然是它的核心。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笔者以为，儒学的基本命题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在现代西方，随着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由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他宣扬西方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的“终极本质”，是“最后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必然朝着这种“普遍同质”而进行。另一种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种冲突将更加激化。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他主张用西方文明来领导世界文明的走向。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翻版，只能导致对非西方文化的蔑视，宣扬西方文化霸权论。在这种趋势下，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更加显示出它的力量。
    儒家对人的道德与精神生活的重视，使之必然成为中国的主要文化遗产之一。儒家讨论道德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这与近现代工业文明有明显的差距。假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仍然迷恋于农业文明的信仰以及礼制，要求逐一搬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儒家通过对礼制的理论升华所形成的关于人的一般认识，仍然有借鉴作用。如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强调情感与理智的结合，强调奉献，强调理想，强调道德操行，这些仍然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准则，当然这些准则在具体内容上应有所发展和更新。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思想文化是历史的、具体的，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完全适应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是没有先例的。即便带有普遍性原则的伦理思想，也必须加以分析和改造。孔子和儒学思想是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我们今天不是建设儒学文化，儒学思想只是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因此，不宜提“尊孔读经”之类曾经起过负面作用的口号。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不能只限于儒家，而要吸取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派的优秀部分，对外国优秀文化也要从整体上加以研究。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