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明确指出民族聚居区的名称为道。汉承秦制，秦亦设道。秦简中道的名称多次出现，如《语书》：“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秦封泥中有“翟导之印”。（注：周晓陆、路东之、 庞睿：《秦封泥的重大发现》， 《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从出土文献看“道”所接受的是双重管理， 一方面归所在的郡，如《语书》中南郡守在发文时县、道并列，说明其对道有管理之权；另一方面又归属“掌蛮夷降者”的“属邦”，如云梦秦简中有《属邦律》：“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年月日，受衣未受衣，有妻（毋）有。属邦。”表明“道”的具体事务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由“属邦”来负责的。这种双重管理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如同于今天的民族自治县，一方面它们属于所在的省，另一方面又由中央负责民族事务的机构来管理。后汉卫宏《汉官旧仪》云：“内郡为县，三边为道”。周伟洲先生认为“‘三边’即汉武帝所开之河西四郡、西南夷及南越之地”，（注：周伟洲：《关于秦汉地方行政体制中的“道”》，《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均位于汉本土附近。按秦律讲它们应为臣邦之地，它们都在“属邦”的管理范围之内，所以汉要在其地置“道”来进行管理，秦时的情况与之相去不会太远。根据以上讨论的情况，工藤先生所认为的“秦在征服邻近的少数民族后，在其地设郡，并在其内部设臣邦（属邦），两者所构成的单位即是道”的看法亦不能成立。（注：陈力：《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我认为秦的“属邦”只设在中央，而且只有一个。 陈先生认为秦有很多“属邦”的原因，“大约在中央制造或发放兵器时，这些兵器已决定发给属邦，但具体的发放地点还未确定，或无须在兵器上标明，故兵器上并未铸出某个属邦的专名”。这与秦简反映的情况不符。我们知道秦对器物铭刻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秦律中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其叚（假）百姓甲兵，必书其久，受之以久。入叚（假）而毋（无）久及其非官之久也，皆没入公；以賫律责之”（《工律》）。（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版，第71页。）秦对器物刻铭规定得非常严格，“具体的发放地点还未确定，或无须在兵器上标明”的认识与秦律显然不合。当时的情况是发给某个地方或职官在兵器上要么不刻，要刻就必须将要反映的内容详细刻清，决不允许模棱两可的事情发生。所以，结合以上对有关文献文物的讨论并从秦兵器铭文中只署“属邦”而不加限定词看，可以认定秦时只有一个“属邦”，是中央管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与后来汉代有若干“属国”的情况不同。关于“属邦”设立的原因我基本上同意陈力、孙言诚先生的看法，但其设置的时间我倾向于王宗维先生提出的“在惠文王至昭襄王在位时期”的意见，至于其原因王先生已有详述，所以这里我就不作赘引。
    三、秦汉的典属国
    在对秦“属邦”有所了解后，我们来看一下秦汉的典属国。《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此条是目前最详细的有关典属国的文献材料。
    我认为秦只设立有“属邦”而未设“典属邦”。首先，通过本文上面分析铜器铭文就可以知道，在秦代最高的管理“归附蛮夷”的机构是“属邦”，而非“典属邦”，即在“属邦”上面没有一个权力更大的“典属邦”存在。其次，云梦睡虎地秦简里有《秦律十八种》，是秦律的摘抄本，其中用官名来命名律名的法律共有四个，即《司空律》、《内史杂》、《尉杂》和《属邦律》。我们已经知道，秦的司空很多，有左司空、右司空、宫司空、采司空等等，此处律文所指的司空应该不是这些具体的司空，而是指统辖它们的国家的司空。如果这是关于某一个司空的法律，就应用某司空来命名（秦律用词审慎已见前说）。我们再来看《内史杂》。《内史杂》是关于掌治京师的内史职务的各种法律规定（内史是文献、考古都证实了确实设有的职官），内史肯定为全名。依据这两个法律的定名规则，《属邦律》反映的“属邦”应该就是该系统职官的最高级别的中央职官或总称。如果有人讲《尉杂》中的“尉”可能是廷尉的省称，那“属邦”也可能是“典属邦”的省称的话，我们来看秦封泥。秦封泥中有“属邦工室”、“属邦工丞”两种封泥，“属邦”的名称与其他文物中所出现的完全相同。那是否封泥中用的也是简称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工室”类的封泥除了以上所说的两种外，另有“少府工室”、“咸阳工室丞”、“栎阳右工室丞”、（注：任隆：《秦封泥官印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雍工室丞”、“汪府工室”（注：任隆：《秦封泥官印续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封泥中的字数分别为四字、 五字、六字，并没有因为字数过多而使用简称，所以这里的“属邦”也肯定是全称。从印章的性质讲，它是作为信物出现，应最大可能地反映出要表达的内容，并不致使人发生混淆，如果“属邦”前真的有“典”的话，那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省掉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两个职官。因此我们用秦封泥结合秦简、秦铜器铭文就可以知道“典属国”是不存在的。联系铜器铭文就可以确定秦代只有“属邦”而无“典属邦”，并且秦代的“属邦”也只有一个，与汉代汉武帝以后有很多“属国”不同，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秦代有“典属国”的记载是不确切的。（注：《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以西汉中后期为主，关于西汉早期的内容多有误记，先贤已有不少精论，此亦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