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指中国先秦夏商周时期的古青铜器。
    一
    从古代文献提供的线索来看，东周时一些学者为了阐明古代文物制度或宣扬自己的伦理政治主张已经注意到了实物资料。《国语·鲁语》中记载了孔子对“楛矢”的研究；《论语·八佾》中谈到孔子对鲁桓公之庙中所放“欹器”的研究；韩非子在《十过》一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时食饮用“土簋”、“土铏”，舜时斩木漆为食器，禹时更“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殷人则“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古青铜器当然也是当时学者注意的实物资料之一。《吕氏春秋·先识》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慎势》曰：“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适威》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达郁》曰：“周鼎著鼠”；《离谓》曰：“周鼎著倕而龁其指。”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铜器上花纹的认识。谈及古铜器花纹的始自《吕氏春秋》。从我们现在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知识来看，有饕餮、象和窃曲纹，无倕和鼠这些纹饰。《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叔向所引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孟僖子引正考父鼎之铭，其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礼记·大学》载有所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关于《礼记》各篇目的时代，我们从钱玄之说，见《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钱玄认为《月令》、《王制》、《盛德》、《明堂》、《保傅》、《礼察》等为明显的秦汉之作，《礼记》中的多数篇目则为战国时的作品。）郭沫若先生曾据三句兵考证盘铭应为“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注：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收录于《沫若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是因铭有泐损而误读。《礼记·祭统》又载有所谓“卫孔悝之鼎”的很长一篇铭文，该铭与今存世古彝铭文例大体一致，虽文字多处经后人改易，但“必录自古器无疑”（注：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收录于《沫若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以上所引铭文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有引用古铜器铭文中语句来佐证自己观点的习惯，自然东周（至迟在战国）人们对古铜器铭文就有了一定的研究。《礼记·祭统》还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从所述铭文内容来看，应该主要是对西周时期铜器铭文内容的总结。
    汉立以后，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促进了一些人研究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汉书·郊祀志》记载了宣帝时美阳得铜鼎献上，有人认为应存之于宗庙。当时任京兆尹的张敞好古文字，把鼎上的铭文释读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张敞据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认为此鼎是周王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颂扬祖先功烈藏于宫庙之器，所以不宜存之于宗庙。张敞不仅释读了铭文，且据铭文内容研究了铜器的用途，据出土地推测了铜器的时代。《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惜没有把铭文载录下来），可见班固也是留心古铜器的学者。《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其铭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说文解字》中收有古文四、五百字，许慎当时肯定重视并参考了前代的铜器铭文。东汉郑玄著有《三礼图》一书，其内容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可惜已佚。从后来北宋初年聂崇义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参互校订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来看，其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但或可窥见东汉《三礼图》的一些面目。
    南朝梁武帝时倡导学术，当时有一些学者对古文字和古青铜器有研究。《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书·刘杳传》记载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现无此种器物。刘杳却认为：“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刘杳据出土先秦古青铜器驳郑玄之说，体现了他对古青铜器有研究。梁江淹作《铜剑赞》（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三十九。），在序中他据出土实物和文献，认为古兵先用铜，在周秦之际铁逐渐代替了铜。这应是对古铜、铁兵器研究的结果。梁虞荔的《鼎录》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则辑录了有关铜器的一些文献记载及传说材料。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期，不仅经济发展了，史学、经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而作为经学组成部分的“小学”中的古文字则与古铜器及其铭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必然促使一些学者对古铜器的研究。玄宗时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韦述在其《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云：“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注：《韦苏州集》卷九。）诗中谈到古鼎的纹饰--螭，所述纹饰与东周铜器大致吻合。《新唐书·杨收传》载：“涔阳耕者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既劀试，有刻在两栾，果然。”杨收先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古钟的，他自然识得古钟上的铭文才能验证其推测“果然”。宋人陈思《书小史》卷九“颜昭甫”条记载颜师古之侄颜昭甫“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举朝莫能读”说明此古鼎应为先秦时的铜器。宋王应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类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王庆筑垣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此鼎的内容和文例与周代铜器一致。
    从文献看，自东周至汉唐，不断地有人对先秦青铜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几方面。其一为铭文的载录，如《左传》所载谗鼎之铭、正考父鼎之铭，《礼记》载所谓“汤之盘铭”及“卫孔悝鼎铭”，《后汉书》所载仲山甫鼎铭。其二为铭文的考释，如张敞对尸臣鼎铭的考释，其考释水平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其三为古铜器时代的考证。李少君考定的“齐桓公十年”之器，应该是据铜器本身铭文所载而定，张敞考定尸臣鼎为周器，则是从器物出土地和历史背景的结合而定。其四为古器纹饰的描述，如《吕氏春秋》所述周鼎上的纹饰，韦述诗中所描述的古鼎上的花纹。此外，可能个别学者已利用古青铜器来研究礼制，如郑玄。我们在文献中还可以看出，自东周至北宋以前的这段时期中，文献中涉及古青铜器研究的记载是零星的，只是个别学者偶作研究，没有人系统搜集和整理古青铜器，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方法。清代学者阮元将先秦至唐时古人对古铜器的认识态度总结为“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研经室三集》卷三。）。这种三代认为是“重器”、汉唐（尤其是汉）认为是“神瑞”的看法，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古铜器的研究，使研究难以科学化。可以说从东周至汉唐，古青铜器的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问，只是青铜器研究的萌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