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唐末五代之乱后，宋朝统治者提倡经学以恢复礼制，促进了对与古代礼制有关的金石实物的研究；同时由于当时地主文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朝廷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另外，宋代造纸、印刷业、墨拓技术都得到了显著发展，这就使金石学兴起并风行起来（注：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这样， 有一部分学者就把很大精力投入到了对古青铜器的研究中，真正可以称为青铜器研究的学问是形成于宋代的。
    见于文献的宋人研究青铜器始于真宗时。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乾州献古铜器，状方而有四足，有铭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句中正和杜镐验其款识，识为史信父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鬵甗，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注：《金石录》卷十一·二“甗铭”引《真宗皇帝实录》。）。
    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僧湛洤著《周秦古器铭碑》，著录有古青铜器，是宋代有关青铜器最早的著作。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宋仁宗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这是文献记载的彝器墨拓之始。当时丞相平阳公命杨元明为铭作释文，编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一书，所收共十一器（注：《籀史》卷上“皇祐三馆古器图”）。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敞作《先秦古器图》，共收十一器（注：《籀史》卷上“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刘敞开了私人著录铜器的风气，其所收之器为他私人所藏。从《公是集》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引的几件器物来看，此书有器物图，有铭文，还注明器物得于何处，并有简略的铭文内容考释。
    约在神宗年间，李公麟编纂了《考古图》一书（注：《籀史》卷上“李伯时考古图”。）。此书有器物图、铭文和一定的考释。《籀史》说此书当时“天下传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伯时为李公麟的字。
    可惜上述四书已佚。另外，宋代有关古青铜器但已佚的书还有胡公俛的《古器图》、李公麟的《周鉴图》、董伯思的《博古图说》、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谱》、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佚名的《绍兴稽古录》等（注：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续）》，《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 这些书的原貌现在已不能确知。
    宋代有关古青铜器现仍存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1.图铭类此类书既有器物图，又著录铭文，有吕大临的《考古图》、赵九成的《续考古图》和宋徽宗敕编、王黼等纂的《博古图录》。
    《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目列共224 器，除铜器外，还收了少量玉器，所著录的是当时官廷及私人收藏的古器。作者把三代器和秦汉器分开，并按形制和器用进行了一些分类。每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对有的器物的铭文和时代作了一定的考证，对收藏处和出土地可考的也加以说明。此书所定器名有很多错误，但在青铜器著述的体例上已很完备，后世的许多青铜器著录书都沿袭了该书的编纂体例。
    《博古图录》著录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铜器839件， 是宋代铜器著录书中的集大成者。该书把铜器细分为二十类五十七种，每类有总说，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用途及渊源，每类器并且按照时代排列。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花纹也有一些说明。所绘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明代缩刻本始删去比例）。可以看出此书在著录铜器方法上比《考古图》有提高，另外此书最大的贡献是对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虽然也有错误，但大多正确并延用至今。
    《续考古图》是依藏家编次，不别器类，且伪器错出，定名多误，价值远不及《考古图》和《博古图录》二书。
    2.铭文集录类此类书仅录铭文而不附器物图，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共收511器（除铜器外， 还包括少量玉、石器），所收器物铭文主要取自《考古图》和《博古图录》，又旁及它书广为取资而成，宋代所见彝器铭文大多见于此书。此书在编排上首分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又依器类分排，这在编排上有其特点，并有字形字义的一些考证。
    《啸堂集古录》著录商、周、秦、汉、唐的青铜彝器及印、镜共345器的铭文。摹录铭文，注明出自何器，铭文下附释文，但无考证。
    《钟鼎款识》著录商、周、汉代59件青铜器的铭文。铭文摹录，每器皆记出土地、收藏者并考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