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铭文考释类此类书无器物图，基本不摹铭文，只作器铭及器形考释，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董逌的《广川书跋》。
    《集古录跋尾》是欧阳修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汉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400多篇，其中铜器铭文有20多篇，每铭皆录释文，考证其要旨。跋尾这种考订和著录金石文字的形式为欧阳修首创，跋尾随题随录，无一定次序，未按时代先后编排。
    《金石录》前十卷为铜器和石刻目录，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后二十卷是对部分铜器铭文、碑刻所做题跋502条。 该书仿《集古录跋尾》，但注意到排序的时代先后，所以又有所发展，且赵氏治学严谨、精于鉴别，故此书学术价值较高。
    《绍兴内府古器评》共考评了南宋内府所藏古铜器195器， 考评诸器未经分类和必要的排序。
    《东观余论》卷上“法帖刊误”有对铜器铭文的考证，有些考订颇有见地。卷下“铜戈辨”则研究铜戈的形制，记戈的援、内、胡各部位名称，说古戈戟是横刃击兵，不可直刺，以驳郑玄之说。
    《广川书跋》前四卷为铜器的题跋，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4.字典类吕大临撰《考古图释文》，这是我国有关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书，此书虽自说是释文，其实为字典。该书采用《考古图》所收铜器铭文，共收821字，据《广韵》四声隶字，每字有隶定和反切， 后列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
    除以上所列四类书外，还有一些有关青铜器的书籍。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书录鉴定古物的经验，其中有鉴别古钟鼎彝器赝真的方法二十余条，还谈到古代蜡模法铸铜器的过程。张世南《游宦纪闻》一书中有以款识、制作（形制和花纹）辨别古铜器的部分，另外此书对铜器的分类、定名也有一些正确的意见。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谈到古铜器，这里就不详述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著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宋代学者在对古青铜器的年代考订、文字的考释、铭文内容的论证以及一些器物的定名上都存在着错误和缺陷。但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阮元说：“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研经室三集》卷三。）这就使人们脱离了以前对先秦古铜器迷信的态度，也就能够使宋人的研究趋于科学化。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著录及考订器物的类、名。他们开创了一整套较为科学的著录体例，以《考古图》和《博古图录》为代表，这种著录体例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人对于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多有贡献。分类上已注意到把所谓“相类相须”之器放在一起，据器物用途进行了大致成功的分类。在定名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考古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注：《观堂集林》卷三“说觥”。）宋人对古青铜器纹饰所定之名，有的今日仍沿用，如《博古图录》所定的饕餮纹、蟠螭纹、蝉纹、云雷纹、夔龙纹等，此外，鳞纹、连珠纹、乳钉纹、圆圈纹也都是宋人最早定的。宋人描述铜器的一些术语，如珥、兽首耳、贯耳、附耳、圈足、方座、援、内、胡等也延用至今。可以说古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是在宋代奠定的。宋人对古青铜器的断代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博古图录》卷十四“商祖乙爵”下说：“三代之器，铭载不一，然愈简为愈古，愈详为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这是总结出的三代铜器铭文的时代特征。《博古图录》卷十八“商饕餮纹甗”下说：“足间所饰饕餮与商甗皆相类，而两耳纯缘文缕至隔，又与‘商立戈甗’无少异，制练精工，非商器不能及此。”这是用形制及花纹的对比来断代。《考古图》卷一“乙鼎”下说：据其“形制文字及所从得（邺城河亶甲城）”推定为商器。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基本已脱离了玩赏的层次，而把古青铜器作为研究古文字、礼制及历史的实物资料来看待，这基本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共识。刘敞在他所著书中提出从三个方面研究古铜器，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谥牒次其世谥”。李公麟认为“彝器款识真科斗古文，实籀学之原，字义之宗祖”，并认为铜器铭文可以“稽证《诗》、《书》百氏，审禘①若符契而已”。吕大临则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博古图录》爵总说中也提出“凡彝器有取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欧阳修说他著书目的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赵明诚说：“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正是由于有了看待古铜器的先进思想，把金石刻铭作为历史资料来研究，所以才在古铜器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由于宋代有了一批看待古铜器思想先进的学者，并已形成了一套研究青铜器较为科学的方法，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至此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才进入了形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