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坚辅政的最初策划者，不是关陇豪族，也不是地方豪强，而是几位宫廷文官。北周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到宣帝，已基本健全，权力集中于皇帝。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谁控制了中枢，谁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杨坚虽然是外戚、重臣，如非郑译等汉人大臣的帮助，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杨坚称帝之后，曾对皇太子杨勇谈及夺位的因由：“微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这可以说是杨坚对夺权内幕的真实表白。
    支持杨坚辅政的近臣，其家世背景如何呢？
    郑译、刘昉、颜之仪、柳裘、皇甫绩、韦谟都是汉人官僚。前三人都是宣帝的前东宫僚属，以才学见称，因此进用为内史、御正，得以参议机密。《周书·郑孝穆附子译传》云：“译幼聪，涉猎群书，尤善音乐，有名于时。……东宫建，以译为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日后宣帝）亲爱。宣帝嗣位，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既以恩旧，任遇甚重，朝政机密，并得参详，寻迁内史上大夫，进爵沛国公。”《隋书·刘昉传》云：“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为帝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据《隋书·郑译传》记载：“译出自荥阳郑氏，父道邕，随西魏孝武帝入关，仕北周至司空。”《隋书·刘昉传》谓：昉父孟良，随魏孝武帝入关，官至东渠州刺史，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由此可以看出，郑译、刘昉的先世随魏入关，地位在北镇武将之下，没有深厚的实力。
    柳裘、皇甫绩、韦谟都是关陇汉人豪族。《隋书》卷三十八《柳裘传》云：“柳裘字茂和，河东解人，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祖惔梁尚书左仆射。父明，太子舍人、义兴太守。裘少聪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历尚书郎、驸马都尉。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同卷《皇甫绩传》云：“皇甫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陇东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精心好学，略涉经史。”由史籍记载可以看出，柳裘和皇甫绩等不属于在北周势力很大的功臣勋贵，和郑译、刘昉的地位大体相当。
    在北周后期，关陇汉人家族在北周的政治、军事地位已日渐重要，大量的关陇汉人加入府兵体系。在西魏府兵制度成立之初，关陇汉人豪族多处于府兵制的中下层，北周中期以后，汉人将领地位不断上升。北周一贯的汉化政策，使北周的汉化色彩越来越重。陈寅恪先生说：“（关陇）集团原来所带的鲜卑色彩，经周武或隋文的改革，已经褪色。”（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324页。）王仲荦先生也认为，北周扩大府兵员额之后，府兵内部鲜卑化成分逐渐减少，汉化的成分加重，府兵统帅的实际权力，也会有所变化，汉族地主，会比鲜卑勋贵更显得重要（注：《隋唐五代史》上册，第3页。）。
    宇文氏家族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也给了关陇汉人豪族机遇。宇文护、宇文邕及宇文赟都致力于独揽大权，对那些与宇文泰一同起家的功臣宿将，始终心存猜忌，持打击、压制的态度。宇文护打击功臣，将宇文泰与其它功臣勋贵“等夷”格局改变成了宇文氏“家天下”的现实；周武帝将“家天下”进一步发展，把权力从宇文氏家族专权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他依靠的力量仍是宇文氏宗室；宣帝更进一步集权于宫禁，对宇文氏宗室猜忌和打击，信任身边的近臣。宇文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起用文化水平较高的关陇、河东汉人及北齐降臣参与政治决策，以此对抗和抑制功臣集团的权势。
    关陇豪强反对周王室而支持杨坚，其中有杨坚是汉人的因素，他们作为汉人希望建立一个汉人政权。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主要的。西魏、北周40多年来实行汉化政策，使关陇豪强并没有因为身为汉人而受到压抑、打击和冷落，他们的势力是在逐渐地壮大。从文化上和感情上，关陇豪强与北周政权之间是互相认同的，不存在尖锐的对立和隔阂，他们切身体会到汉人并非就等于汉化，尤其在高齐政权鲜卑化气氛的对比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宇文氏诸王中，最有可能取代杨坚辅政的就是赵王招。《周书》卷十三《赵王传》中记载：“（赵王招）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丽。……招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由此可见，赵王招是个汉化相当深的人，与鲜卑的马上武夫全然不同。赵王招如若回朝辅政，在汉化政策上不会倒退，更不会压制关陇豪强。
    关陇豪强在西魏北周的初期，纷纷来依附投靠西魏、北周政权，是因为西魏、北周政权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政治利益。他们支持杨坚，也应该从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杨坚之间的关系去考察。
    建德六年（577），武帝灭北齐后，五月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高层人事调整。以柱国谯孝王俭为大冢宰，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郑国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柱国应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郧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注：《周书》卷八《武帝纪下》。）。在宣政元年（578）二月，大冢宰王俭卒，武帝又令越王盛出任此职，武帝任用越王盛，排除了齐王宪、赵王招，其中明显有害怕这两位势力和影响较大的亲王对皇权的威胁，而任用了出身不是太高贵的越王盛（赵王盛是宫人所生），这有宗室拱卫皇权又不产生威胁的深意。
    但是，宣政元年（578）六月，武帝殂，宣帝就在这个月任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武帝的遗诏中没有这个安排，我推测武帝在安排“家事”的时候（宣帝想杀齐王宪，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注：《周书》卷四十《宇文孝伯传》。）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武帝在临终是嘱咐了家事的），嘱咐太子宇文赟任用赵王招和陈王纯，但仍然没有任用能力最强、影响最大的齐王宪，这其中怕齐王位居重位，对太子宇文赟不利，另外也因这两人不和不可能合作（注：《周书》卷四十《宇文孝伯传》：“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势必导致宫廷喋血、骨肉相残。武帝崩后，虽然齐王宪被排斥在权利中枢之外，但宇文氏家族宗室有三人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在中枢拱卫皇室，应该说宇文氏政权是巩固的。如若宣帝保持这种旨在巩固宇文氏家族皇权的人事安排，杨坚篡权是不可能的。
    但是，宣帝紧接着在七月、八月对北周的人事又大规模进行调整。大司徒（宇文）亮出为安州总管，八月长孙览继任此职；大宗伯达奚震出为原州总管，七月斛斯徵继任；大司马侯莫陈崇史籍无记载何时解任，但七月命杨坚出任此职；大司寇独孤永业出为襄州总管，宇文椿八月继任；大司空韦孝宽出为延州总管，八月王谊继任，不久又出为总管；毕王贤出任大司空。
    宣帝的这次安排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宇文椿和毕王贤为宇文氏宗室；杨坚是宣帝后父；长孙览与周武帝“甚见亲善”，武帝崩，受遗辅政，是忠于宇文氏家族的；斛斯徵是皇太子宇文赟（后为宣帝）的受业老师，是忠于宣帝的。
    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宣帝的地位是比较巩固的，宇文氏宗室的诸王在权力中枢占的比重相当大，太师、太傅、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8个职位中有5个是宗室，另外3个有后父、宣帝的受业老师和奉遗辅政的武帝亲信。这个安排对宣帝相当有利，5个宗室王公拱卫皇权，但他们的权力也不可能威胁宣帝，因为后父、大司马杨坚对5个宗室王公形成监督之势，宗室王公对大司马杨坚也有限制、监督的作用。这一切都是在武帝崩后二个月内完成的。我推测这种人事安排、这种人事格局是由武帝临终时所安排的。如果按照这种权力格局，宇文周不会遭到被篡国的厄运，但是昏暴的宣帝不久就破坏了这个稳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