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荀子曾经力图为国家界定概念。《王霸》篇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君道》篇曰：“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致士》篇云：“国家者，士、民之所居也。”这些言论确实是为国家作界说的语气。鉴于这些说法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又鉴于《荀子》还保存了有关民众、税收、军队、礼制、刑法、君主等内容，所以，与其说这四段话在为国家界定概念，毋宁说荀子主要是在论述国家机器的构成和功能。换言之，明白了国家机器的构成和功能，它们的总和即可以理解为国家的定义。
    关于领土。上引《论语·先进》语，孔子已很强调领土之于国家的重要性。荀子虽然没有过多地论述领土问题，但他在《致士》篇中熟练地把士、民之于国家，比作鱼鳖之于川渊，禽兽之于山林。可知在他的观念中，领土是国家的构成成分，已是人人皆知的普通道理，无需赘述。正如凯尔森（Hans Kelsen ）所说：“传统学说划分国家的三个‘要素’：国家的领土、人民和权力”；“国家既经被人设想是一个实际的社会统一体，似乎也就意味着一个地理上的统一体：一个国家--一片领土。”（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关于人民。国家机器是从民众中诞生的，并日益与民众相脱离而凌驾于民众之上，而人民总是国家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两者关系的最明确的表述。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神权政治的阶段。《礼记·表记》云：“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说明了夏、商、周三代对于“神”和“民”的不同态度。西周国王自称为上天之子，提出“君权神授”的学说，无非是想借助于神力以加强统治。春秋时代已出现“民，神之主也”；“天道远，人道迩”（注：《左传》僖公十九年、昭公十八年。）的民本思想。后经历代思想家的阐述，至战国时代，民本思想已臻于完美。荀子是个无神论者，不仅认为“民为神主”，而且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王霸》篇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有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类似的论述还有多处，荀子关于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为国君的根本的思想是丰富的。
    关于政府。国家的权力靠政府来执行，政府机构则分成各个不同的部门，设置官员，每一种官职都应该规定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的职事。《荀子·王制》写了“序官”一节：“宰爵知宾客、祭祀、飧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在这节很长的文章中，规定了从百工到国王所应该执掌的职事，可以说职责分明、庆赏分明、功过分明。这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礼”。我国上古的邦国都是礼治国家，所以礼仪制度的产生可以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讲礼治，而荀子提出“隆礼”的命题，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家中最强调礼治的一位。礼是什么？根据《荀子》全书对礼的论述，礼是规章制度，礼是朝廷的礼仪，礼是有关人的出生、婚姻、死亡等各种事务的仪式的规定，礼可以分别等级、规定人伦，礼是人接受教育、修身的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礼也是法律。所以荀子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实行了礼治，就是最理想的天下大治了。《强国》篇说：“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王霸》篇则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劝学》篇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大略》篇云：“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有很多关于“礼”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述，已见许多关于荀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和专著的介绍，兹不逐一列举。
    关于刑法。礼有礼的作用，刑法具刑法的机能，对于国家权力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君道》篇说：“法者，治之端也。”《正论》篇云：“凡刑人之本，禁暴除恶，县征其未也。”《性恶》篇则说：“礼义生而制法度。”《成相》篇曰：“治之经，礼与刑。”由于荀子经常礼、法并举，有时也很强调法治，致使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法家思想家，可是通观《荀子》全书，荀子虽然具有法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也无法推论出荀子是法家人物的结论。不管怎样，法治思想还是荀子国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军队。建立一支常备军，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荀子并没有作过多的论述，仅在《议兵》篇中有一段议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义；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文中指出军队的作用首先是保卫本国领土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是“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不是去侵夺别国的领土和财物的。在同赵孝成王讨论军事问题时，荀子的学生陈嚣简单地提出：荀子既主张以仁义为本，那么为什么要讲建立军队呢？并主张军队就是为了争夺，这才引出了荀子的这番话。我们知道，在儒家的思想中总是把军队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以仁义为主，荀子也是这样。荀子认识到建立一支常备军的重要性，但反对战争。《王制》篇曰：“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又说：“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掩盖之于府库。”兵乃凶器，不得已而为之者。荀子关于军队的思想，至今看来还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税收。国家既已建立，政府也已组成，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则是一批脱离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人，他们的生活所需则依靠赋税的收取；国家需要建设一些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设施；政府需要经费来抚养那些身老病残的民众；国家需要一支常备军；国家在同其他国家交往中需要开支；总之，国家的财政制度必须建立，向民众收取赋税是必要的，要民众服一定的劳役也是必要的，换言之，人民之于国家应该尽一定的义务。故《富国》篇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很清楚，国家必然得到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支持。然而荀子也强调政府征收赋税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应该轻徭薄赋，《王制》篇曰：“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总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简言之，荀子对于国家征收赋税的认识，一是认为必要的，二是认为应该确定税收、劳役制度和一定的比例，轻徭薄赋。
    总之，荀子对于国家构成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上引凯尔森所说的国家“三要素”，荀子都有所论述，只是没有明显地归纳成“三要素”或几要素。上述有关政府、礼义制度、刑法、军队、税收等方面的内容，则属于国家权力的要素。正确地认清国家的本质和构成情况，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使国家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