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荀子》常讲“古有万国，今无十数焉”或“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注：并见《富国》、《君道》等篇。）等语，而且往往“天下”、“国家”并用，而非同一种概念，比如：“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故可以有夺人之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注：并见《王制》、《正论》等篇。）。而“王天下”、“一天下”、“齐一天下”、“调一天下”等概念的使用频率也很高。显然，荀子模糊地感觉到国家初步形成的时候，规模并不大，构架并不完善，我国上古时期有很多邦国，国家与天下并非同一种概念。荀子当然无法解释清楚，而我们掌握了社会进化的理论，就可以阐释得明明白白了。但荀子有模糊的社会进化观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古有万国”的问题。此说并非仅见于《荀子》，《尚书》、《左传》、《史记》等重要典籍都说过，黄帝、尧、舜、禹、夏时“天下万国”，商汤时“天下诸侯三千”，周武王时“诸侯八百”。上古中国境内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国家，现在看来，其时所谓的“国”、“诸侯”，其实是氏族、族群、部落或邦国。当时的人们并不懂得这些术语，看到许许多多的群体组织，就用“国”、“诸侯”的名称混称之。及至春秋时代，各种文献还经常出现“百濮”、“百越”、“群舒”、“群蛮”、“诸戎”、“众狄”、“九夷”、“群狄”等概念，说明当时还存在许多并未建立国家机构的原始群体。楚国大夫k21j555.jpg贾说：“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注：《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春秋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可见“百濮”、“群蛮”、 “众狄”等都是原始群体， 用“族群”（ ethnic groups）一词与之对应，恰到好处。据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的统计，《左传》所提到的邦国有一百四十余个，其中有些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些是附庸国，有些则仅仅是部落或族群。荀子曾经说过：武王克商后至周成王时，“ 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注：并见《儒效》、《君道》。），那么非姬姓的和未经周王室承认的邦国、部落或族群，自然还有不少。由于兼并，及至荀子生活的时代，所存的邦国就很少了，故有“今无十数”之说。荀子虽然无法说清“古有万国”是怎么回事，但他确实看到了邦国林立向“一天下”、“王天下”的发展过程。
    在说明了“古有万国”的问题后，就可以明白荀子关于“国家”、“天下”的不同概念了。现在历史学界获得一个共识：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国家。有夏国家建立后，被习惯地称为“夏王朝”，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夏王朝绝对不同于秦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因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秦王朝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王朝。那么，夏、商、周三代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也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必须提请大家注意：在尧、舜的时代，夏的祖先鲧和禹先后承担治理洪水的重任；同时，商的祖先契则任“天下教化之事”；周的祖先弃则为“稷”的农官，主管农耕、种植庄稼之事。由此可见，夏、商、周原来是并立共存的关系，都是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子部落。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遂为其子启以“天下为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天下诸侯皆朝启而不朝益，原始民主制度遭到破坏。其时，以夷人为主体的殷商部落则与有夏国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夺，夷人首领后羿曾获得胜利而为有夏国家的统治者，史称“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注：《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多次记载“九夷来朝”、“九夷献舞”，夷人以失败告终。但夷人的主体部分（即殷商）可能回到他们原来的发祥地幽燕以北地区，遂有了重新发展的机制。有夏国家乃是当时一枝独秀的国家。至于文献所称“天下万国”者，实指其时众多的氏族、族群或部落而言。所以，夏代是以有夏国家为代表的时代。《荀子》从未称过“夏朝”，《史记》也从未用过“夏朝”一词。其时的“天下”实指有夏国家足以号令众多的氏族、族群或部落，而众多的氏族、族群或部落也以华夏为尚的形势。现在既已习惯地用“夏朝”一词，只是应该明白其确切含义。后来的殷商国家虽然比有夏国家先进、发达，但基本情况仍然是这样。殷墟卜辞出现了不少“方”，人称“方国”，但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
    周原来是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子部落，在夏国家建立后，周人失去农官而窜于戎狄之间（注：《史记·周本纪》。）。殷商国家强大起来后，周与殷商的关系大体上同于原来与有夏的关系。及至古公亶父率部落迁至岐山之阳后，才有了独立发展的机制。到周文王时，已具备了与殷商社会抗衡的能力。《荀子·仲尼》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执，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意指周文王善于用贤能忠良之士，使一个仅有百里之地的小邦国独立地发展起来了。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论语·八佾》。）孔子认为西周比夏商二代有显著的进步，一切典章制度有文献记载，其文明程度有了长足的进步。另外，西周封蕃建卫，虽然出于确保西周统治的地位为目的而分封的诸侯国，但为它们日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提供了条件。西周被诸侯称为“宗周”，即宗主国。《荀子·王霸》曰：“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所谓“以一国取天下”、“天下为一”、“宗周”等，仍然指以一强大的邦国号令那些弱小的、落后的或同宗的氏族、族群、部落、方国、邦国的形势，而不是指建立了像秦王朝一样的王朝。春秋时代，作为宗主国的周王室的地位已经丧失，周天子再也没有能力号令天下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某几个强大的邦国以经济、军事的实力，组织一些邦国建立同盟，订立盟约，处理各邦国间的事务，即春秋五霸。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兼并，至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古有万国，今无十数”，其是之谓也。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是“王道”已失，“霸道”代起。不管怎样，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国家”属于不同的概念，是很明显的，国家即指某一个邦国；天下则为当时邦国、部落、族群等的总和。荀子虽然没有对国家、天下作过什么解释，但是他在使用国家、天下的概念时，明显地区分了它们的差异，这是肯定的。所以，他在《正论》篇说：
    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这段话把国家、天下的差异表述得很清楚。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的含义有所不同，“天下”的含义亦随之而相异。
    战国中后期已出现了“天下将归于一”的趋势，而且“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注：《战国策·楚策一》。），由谁来统一天下的形势也渐趋明朗。这样，《荀子》所讲的“王道”、“霸道”、“王天下”、“一天下”、“天下为一”、“调一天下”、“齐一天下”等概念也就容易明白。所谓王道，指以一个强大而先进的邦国来号令天下，而其他邦国、部落、族群等也愿意归从者；所谓霸道，指以某一个强大的邦国为主，联合其他邦国订立盟约，来处理各国间的事务。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一则以“义”；一则以“信”。《王霸》篇曰：“义立而正，信立而霸”；商汤、周武所以能王天下，“无它故也，以济义矣”；“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简言之，三代能号令天下者，是为王道；春秋以降者，是为霸道。至于“王天下”、“一天下”、“天下为一”、“调一天下”、“齐一天下”等概念，在《荀子》中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正论》篇曰：“能用天下者谓之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为亡。”《王制》篇则说：“夫尧、舜者，一天下也。”天下是不能夺取的，而只能是人心的向往和服从，从而“调一”之、“齐一”之。从表面上看，似乎荀子的理论与当时“天下将归于一”的形势相悖，而实质上荀子反对兼并战争，提倡用仁义使天下归于一。
    以上讨论了荀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国家的定义和构成的学说，使国家富强的思想，及其明辨国家和天下的不同概念等诸多问题，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位思想家的国家观。从他既赞扬“王天下”、“一天下”，又认为天下是不能夺取的观点来看，荀子似乎是把像尧、舜、汤、武那种“济义”的“王天下”、“一天下”当作最为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