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博陵崔氏和7家汉士族建有婚姻关系，联姻多者不过2或3 例，少者1例，但与赵郡李氏竟高达13例之多，数量之大， 超过其它士族数倍。不仅如此，这两个家族的婚姻还贯穿于整个北朝，涉及赵郡李氏的5代人，即从4世纪末直至6世纪后期，相继同赵郡李氏的6世李休女、7世李安世、8世李叔胤、9世李希宗兄弟姐妹和10 世的李孝贞等先后婚配，时间之长远和连绵不断是空前的。魏晋以来，婚姻是衡量士族门望与地位的重要尺度，士族择偶对门第高下极其重视，诚如郑樵在《通志》中所说，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博陵崔氏与赵郡李氏的姻媾如此密切与频繁，反映了他们门第相当，属于北方第一流士族中的同一层次。因而从婚姻方面亦印证了清河崔所说，即博陵崔氏逊于清河崔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三，在博陵崔氏的婚姻关系中，血缘婚与姻媾重叠现象突出。如崔挺女嫁与钜鹿魏子建，其孙女又嫁与魏子建之子魏收，是姑表兄弟姐妹间完婚。崔殊娶赵郡李休女，其子崔双护又娶其母之侄女为妻。崔仲哲娶赵郡李宪长女李长辉，其子崔叔瓒娶李宪孙女，这样姑侄出嫁后又变为婆媳关系。
    在北朝博陵崔氏的婚姻关系中，同北魏皇室的姻媾的确存在异辈婚现象。如崔挺之女为魏孝文帝妃，崔挺孙女即崔孝芬之女为魏孝文帝孙孝明帝妃，即比孝明帝大一辈份。由于博陵崔氏与北魏皇室联姻较少，仅发现这一例异辈婚。范阳卢氏在汉士族中国婚率最高，与北魏皇室通婚有13例，其异辈婚就较多。象卢敏女为孝文帝妃，其从兄弟卢道约之女卢令媛为孝明帝妃，卢令媛比孝明帝大一辈。卢敏女的从姑卢神宝女，嫁与孝文帝之弟高阳王元雍，也大一辈。又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公主，其弟卢道虔尚孝文女济南公主，要大一辈；其从弟卢元聿尚孝文帝另一女义阳公主，也大一辈。
    北朝博陵崔氏在同汉士族的婚姻中，并未发现异辈婚。如崔秉纳荥阳郑敬叔女为妻，其从侄崔昂的后妻为郑元礼姐郑仲华，由于郑仲华是郑敬叔女之从侄女，博陵崔氏同荥阳郑氏的姻媾辈份是相符的。钜鹿魏收娶崔孝伟女，魏收父魏子建娶其妻之姑，辈份亦相符合。崔昂前妻卢脩娥是卢文甫女，即卢渊之从孙女；崔昂女又嫁与卢渊曾孙卢公顺，辈份亦一致。所以博陵崔氏同钜鹿魏氏、范阳卢氏亦未发现异辈婚。即使在博陵崔氏与赵郡李氏多达13例的婚配中，亦未发现异辈婚。例如：1.崔殊娶李休女，其子崔双护娶李休孙女，辈份吻合。2.崔仲哲纳李宪长女李长辉，其子崔叔瓒纳李宪孙女为妻，辈份相符。3.崔辩女嫁与李叔胤，崔辩孙女又嫁给李叔胤子李翼，辈份相当。又崔逸子崔巨伦娶李宪第三女叔琬，崔逸弟崔楷之女嫁与李希宗，辈份也相符合。4.崔孝芬女嫁李希仁，孝芬侄孙女嫁给李希礼之子李孝贞，不仅辈份符合，并同以上婚例辈份均相符。不过，这里还应指出：赵郡李氏与博陵崔氏的大量婚媾中虽无异辈婚，但它与河间邢氏等都有少量异辈婚。如邢子才的族姑邢脩年女嫁与李遵，邢子才则娶李遵从孙女，要大一辈。
    北朝博陵崔氏等士族，同皇室的婚姻异辈婚较多，在汉士族内部则少些。究其原因，首先是鲜卑皇族入主中原后，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注：《魏书》卷101《吐谷浑传》，2240页，中华书局，1984。）的旧风习，象北齐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及武成帝高湛均有蒸后母或报嫂的记载，可见鲜卑皇室对异辈婚不以为意。至于汉士族，鉴于国婚可使其仕宦腾达和提高政治、社会地位，对家族利益极具诱惑力，亦乐于同皇室联姻。因此两者的异辈婚相对多些。其次，汉士族为保持其高贵的血统及提高门望，拒绝同寒族通婚，而仅与少数名门望族婚配。由于婚姻范围狭窄，必然导致姻媾重叠与异辈婚的出现，虽与礼法相悖，但因士族本身固有的矛盾使然，故而并不鲜见，南朝大族及皇族中亦较为普遍。但是北朝士族累世儒学，崇尚礼法，受玄学影响较少，兼以他们多聚族而居，人口较多，择偶范围较江南侨姓士族宽松，故其内部异辈婚相对少些。
    三、北朝博陵崔氏的迁移问题
    北朝时，博陵崔氏有两支向西部太行山麓迁徙。一为二房崔昂房支，从博陵郡安平县迁至今河北平山县郭苏村。一为大房的崔伯谦房支，徙居今河北鹿泉市土门村。
    据《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注：河北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载《文物》1973（11）。）及崔昂元配夫人卢脩娥、续弦郑仲华墓志所载，（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43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可知崔昂徙居于平山郭苏，并葬在该县三汲村。这里拟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崔昂家族迁徙时，大半是其祖父崔挺、伯父崔孝芬房支举族西徙。北朝士族多聚族而居，数世同堂，财物共有。如“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库，四时分赍，李自裁之”，（注：《北史》卷32《崔挺传》，1183页，中华书局，1974。）家族经济建立在共同所有、共同分配机制之上。家族意识极强烈。崔昂房支迁徙必然是得到共同认可与支持的集体行动。象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迁至柏人，其从祖弟李叔胤等也都徙居柏人，就是举族迁徙的例子。由于有徙居地家族作后盾，崔昂在都城任职，才能偕前妻卢脩娥客居邺城脩人里舍；及其病逝，续弦郑仲华也可安居故里，后“薨于蒲吾县（平山县汉晋旧称）郭苏川之旧宅”，夫妇三人合葬于该县“旧茔”。二是平山郭苏既是崔昂旧居，其房支何时迁徙于此，史籍与墓志均无记载。我以为在北魏与东魏之交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崔昂之叔崔孝演于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曾“率宗从在博陵”顽抗鲜于脩礼军，后来“为贼攻陷，遇害”。（注：《北史》卷32《崔挺传》，1173页，中华书局，1974。）既然此时崔孝演尚在博陵郡家乡组织宗人家兵作战，说明此前并未西迁。另是在北魏末年，崔昂房支曾发生两次大的政治性灾难，一次是章武王元融诬陷崔孝演降附鲜于脩礼，政府收捕其家属，逼得“全家投梁，遇赦乃还”；更严重的一次是魏孝武帝与权臣高欢的矛盾急剧恶化，遂西奔宇文泰。高欢进据洛阳后，崔孝芬“与尚书辛雄、刘廞等并被诛，没其家口”，崔孝芬长子崔勉在“其家被收之际，逃免”，次子宣猷“既遭家难，遂间行入关”，（注：《北史》卷32《崔挺传》，1173～1174页，中华书局，1974。）投奔西魏。为了逃避灭顶之灾，这一房支可能在北魏与东魏之交的534年左右迁居于偏僻的太行山麓农村。
    唐朝宰相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透露了博陵崔氏另有一支迁居获鹿，该书卷17获鹿县条（今河北鹿泉市）翔实地介绍了获鹿的建制沿革与风土人物。获鹿汉名石邑，隋置鹿泉县，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改名获鹿。书中又称“井陉口，今名土门口，县西南十里”，“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由此可知，唐代显赫的获鹿土门崔氏，是从博陵安平迁徙去的。李吉甫系赵郡李氏，徙居赞皇，距获鹿很近，且是唐代人，其记载当确凿无误。惜该书未详述唐土门崔氏有哪些人及其事迹。查《新唐书》卷201《文艺·崔行功传》载：“崔行功，恒州井陉人。祖谦之，仕北齐，终钜鹿太守，徙占鹿泉。”揭示了唐代崔行功的先祖是在北齐时徙居鹿泉的，从而对《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作了圆满的诠释。《新唐书》还列举了崔行功曾仕至秘书监，其侄崔玄为武后、中宗时宰相。不过《新唐书·崔行功传》说他是“恒州井陉人”、“祖谦之”则是错误的。《隋书》卷30《地理志中》载：获鹿的前身石邑，在“后齐改曰井陉”，即在南北朝时废除建制，并入井陉县。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析置鹿泉县。崔行功既系唐朝人， 贞观二年鹿泉业已更名为获鹿，《新唐书》则应将其说成是“获鹿人”。另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崔氏部分，载有崔伯谦字士逊，其曾孙为崔慎、崔行简与崔行功；《北史》、《北齐书》等均有《崔伯谦传》，与《宰相世系表》记载相同；故《崔行功传》称“祖谦之”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