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构成戊戌时期启蒙思想的最强音。这从一般意义上、从某人思想的侧重点来说是可以的；但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谭嗣同和严复没有博爱思想。实际上，谭嗣同和严复的博爱思想，不但体现在他们提倡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思想主张中，而且体现在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中。
    一
    甲午战争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谭嗣同和严复提出了各自的救亡图存方案，设计了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
    谭嗣同在甲午战后感叹：“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注：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页。）于是怀着急于图治的心态，由旧学转向新学，设计出中西结合的理想社会模式。在1895年的《兴算学议》中，他就认为西人之治与我国唐、虞、三代无异：“观其（西人）设施，至于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视唐、虞、三代固品节不及其详明，而其效率与唐、虞、三代无异。”（注：谭嗣同：《兴算学议》，《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5页。）在1896年的《报贝元徵》中，又说西法与致太平的《周礼》往往而合：“古法可考者……要莫详于《周礼》。《周礼》，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注：谭嗣同：《报见元微》，《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00、202页。）在1897年的《仁学》一书中，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逆顺三世”说。所谓“逆三世”，是由前太平世到前升平世再到前据乱世，即由“洪荒太古”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周三代”，历史是向后倒退的；所谓“顺三世”，是由后据乱世到后升平世再到后太平世，历史是向前进化的。自东周春秋时期孔子生活的时代开始到谭嗣同生活的清末时期，均为据乱世，“君统也”，其向前发展之理想社会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升平世，“天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於时为大一统”。二是太平世，“元统也。教主废，君主废，於时为遍地民主”。三是在太平世之后，再进一层，“无教”，“无民主”，“无地球”，“无天”，“一切众生，普遍成佛”，“夫然后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又说：“地球之治也，认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他还以三教比附三世，说：“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已为据乱之世，君统也。……耶次不幸，得伸其天治之说于升平之世而为天统也。……惟佛独幸，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元统也。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70*
    367、334、335、319页。）随后，在《与唐绂丞书》中，又说明大同、小康之别：“何谓大同？《春秋》之言太平，远近大小若一，如‘为政以德’、‘颜渊问为邦’之类是也。何谓小康？按切当时之情事，择取其能行者，如‘道千乘之国，使民敬忠以劝’之类是也。”（注：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63页。）在1898年的《上欧阳中鹄》书中，说“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注：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75页。），并表示赞同。其模式可谓“升平太平-小康大同”说。
    严复也是在甲午战后感到世变之亟的。他说：“鸣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于是他大声疾呼，西学救亡，极力探求致治之道。在1895～1896年的《原强》和《原强修订稿》中，他就曾指出“至治极盛”和“太平”之世的表征：“夫古之所谓至治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4页。）在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说“兼爱”为“不变之道”：“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1页。）在1898年的《保教余义》中，则直接谈到《春秋》大同之学，说：“而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春秋》则有大同之学。苟得其绪，并非附会、此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注：严复：《保教余义》，《严复集》第1册，第85页。）他在1900年后翻译的《法意》所加按语中，更是多处谈及墨子的“兼爱”，孔子的“博施济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西方今日之“社会主义”等等。他说：“井田之制，至于春秋定哀之间，有存盖寡，至孟子时，扫地尽矣。……汉世诸公，睹并兼之害，欲以限田之法救之，然无及也。唐宋诸儒，想望太平，皆太息于先生经制之破坏，而归狱商君。……至于今世，贫富相差，其在墨守之小国，犹之小耳，若夫欧美二洲，愈益无艺。其不均者，非特田畴已也，而在工商牢荚之间。……大地之上，凡人力所有事者，无所往而不可用机。……乃瞬息之间，贫者益众，相悬之度，尤为古所未闻。……而劳力求食者，物竞日烈，恒患无以自存。于是有心人闵之，而持社会主义者，乃日众矣。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注：严复：译《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3、1013、1012、986、945、1023页。）其模式可谓“大同-均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