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谭嗣同和严复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在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实现途径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思想渊源上有所不同。
    谭嗣同理想社会模式的产生，深受康、梁的影响，打上了儒家大同思想的烙印，但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却主要是构筑在墨家思想基础之上的。他曾多次说过，他曾“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5、290页。），“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诸说”（注：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66页。），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还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二者紧密相联。他以这两派为基础，“近合孔、耶，远探佛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89页。）是故有人认为，“嗣同《仁学》，以任侠为仁，以兼爱平等之说为学”，同时荟萃了儒、佛、道等各种学说，使其思想“极其博杂”（注：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754、748页。）。从主导方面来讲，他的大同理想可谓之墨家大同说。他把大同理想和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更具有传统色彩。
    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他认为应先通西学，然后反观中学，才能看清古圣先贤的“精意微言”。他进而提出了两个不易之理：“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家就是通过自由竞争而达到“富强之效”的。这就是所谓“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66页。），“顺乎天演，则致治终成”（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8辑（179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1982年版，第29页。）。这里所说“终成”的“致治”之世，应是比欧美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换句话说，他是主张通过竞争最终达到高级理想社会的。这显然是受了英国达尔文进化论与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这种矛盾思想正如《天演大同辨》一文所说：“天演家之言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大同家之言曰：‘众生平等，博爱无差。’”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但又有统一性，“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固可宝爱，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耳。”（注：君平：《天演大同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72、874页。）据此，严复受西学影响较大的大同理想可谓之天演大同说。他把大同理想和西方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更具有近代特色。
    其次，在具体内容上也有所不同。
    严复主要是强调“富与强”的近期目标和“贫富均”、“家给人足”、“刑措不用”的高级目标。
    谭嗣同则具体地阐述了升平世与太平世的差别，以及太平世之后“至矣尽矣”的景象，由有教主、有君主到无教主、无君主、遍地民主再到无教、无民主、无地球、无天，一切众生，普遍成佛。显示了他浓烈的佛学气味和公羊学者虚无飘渺的理念，比起严复既具体又激进。
    再次，在实现途径上的不同。
    谭嗣同和严复虽然都主张通过改革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但在具体途径上却有所不同。谭嗣同由于崇尚墨家的任侠、反抗精神，以及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佛家的无畏精神，形成了他思想深层中的叛逆性格，致使他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上，比严复更为激烈，主张“杀身灭族”、“流血复兴”（注：谭嗣同：《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74页。），因而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政治斗争，以期实现近期目标，向高级理想目标迈进。
    严复则认为，“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有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注：严复：《原强修订稿》第1册，第25页。）因而他主张通过宣传和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人的素质，以期达到彻底实现贫富均的高级理想目标。
    四
    从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民族。理想既是目标，又是动力，它激励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古代如此，近代亦然，谭嗣同和严复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英勇战斗的卓越代表。
    第二，谭嗣同和严复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将传统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近代社会主义架接起来，实现了大同理想的转型，设计了高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理想社会。同时又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强调首先要向西方学习，实现机械化，发展科学，达到国家富强的近期目标，这是现实的，可取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追求，也为以后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第三，谭嗣同和严复具有一致的远大理想，但他们实现理想的途径却是多样的。谭嗣同热心于政治活动，严复致力于思想启蒙，都为实现近期和未来理想目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功不可殁。
    第四，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还是肤浅的。他们在甲午战后“学问饥荒”的环境之中，冥思苦索，绘制理想蓝图。然而，谭嗣同对西学了解甚少，严复对西方社会主义亦知之不多，他们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有消灭贫富贵贱差别、要求人人平等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传统的平均主义理想，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