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商周时期的社会基础。殷墟卜辞反映，殷代的各种活动，如军事行动、祭祀活动、农业生产等，基本上都是族长率领着族众进行。因此，加强对殷代家族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殷代社会性质和结构的理解。反映殷代家族活动的材料，除了甲骨卜辞以外，主要就是青铜器上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末周初青铜器铭文的重要内容。相关族氏铭文反映出，举族是商代的一个大族，殷亡后继续存在，涉及该族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可以作为了解殷代家族情况的典型。前人已经较多注意对该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于省吾先生从文字学角度考订该字应读为“举”，李伯谦先生对其族系进行探讨等。但是关于该族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举族族属在殷代的分布情况、举族的族姓、该族与殷王室的关系，以及殷亡后该族的状况等，学界尚未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因此，有必要对举族的资料进行一番细致疏理和考证，探析其在殷周时期的状况。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讨论：(1)从文字学的角度探讨该字的释读和不同类型的写法；(2)根据出土情况讨论举族的分布状况；(3)结合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探讨该族在殷代和周初的社会地位和活动；(4)讨论该族在殷亡后的迁徙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行文方便，同时有利于读者理解，本文涉及古文字资料时，尽可能地使用了通行字。
    一、文字考释
    在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上，“举”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族氏铭文，写法也有较多变化。于省吾先生在《释举》①一文中，将此字分成六类，并分析说：
    以上所列第一类的两个字均不从爿。第一个字下部省去人头形，与甲骨文合，第二个字最下左右两小横象足形。第二类的两个字，上部从爿或片，均象纵置的床形。第四类的一个字从二子，这和床形都是单复无别之例。第五类的第一个字，子在床侧，第二个字子在两床之中，都是偏旁部位的变动不居。第六类为变例。第一形的父乙二字横亘中间，第二个字上下倒置，第三个字省掉子字。总之，第一类不从爿者常见，第二、三两类最为习见。第四、六两类的字，各只一见。第五类的第一个字罕见，第二个字屡见。
    对于此字的考释，主要有释为“析子孙”②、释为“冀”③、释为“子”④、释为“举”⑤等说法，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子孙宝”、“子孙永宝”一类吉语的符号形式⑥。其中，以于省吾先生释为“举”之说最具有说服力。于先生认为，古文举字作，象举手形，作象举子形，作象举子于床上之形，三者递嬗演化，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和由它所孳乳的字，都是举字的古文；因为为的孳乳字，字从从爿，亦声，故也应读为举⑦。
    于先生对“举”字诸形的分析和考释非常精当，根据“”字来说明“举”的音读也很具说服力，但对于字形的分类却有重复繁芜之嫌。我们根据此字的字形变化，将之分为四型。于先生所分的第三、五类的第二个字、第四类以及第六类的前两个字均可并入A型，第二、五类的第一个字并入B型，第一类为C型。第六类的第三个字可归入D型。
    二、出土情况
    上文已将“举”的字形划分为四型，下面据此对相关青铜器铭文的出土情况作一系统梳理。
    (一)A型
    共计168件，出土地点较为明确的有河南安阳、洛阳、鹿邑，山东费县、长清，陕西西安、长安、麟游、扶风，甘肃灵台等。
    1.河南安阳
    1983-1986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刘家庄村北一带进行考古钻探，发现殷代墓葬170余座，并发掘了其中34座。M9是这批墓葬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完好的一座，出土了较多带“举”铭的青铜器。墓内埋葬有两人，葬具为一椁双棺，发掘者推断为夫妻合葬墓，其年代为殷墟文化四期。此墓出土的铜礼器包括觚、爵、鼎各3件，觯2件，簋、卣、斝、尊、甗各1件。其中，鼎、觯、爵各1件的铭文均为“举 父癸”；尊、卣、簋各1件的铭文不甚清晰，但亦可辨识有一“举”字。爵(M9∶54)上的铭文此字作“”形，说明“”形是A型“举”的简写⑧。
    M9出土的铜器族名单一，且在较多器物上出现，其中一件带“举”铭的卣(M9∶22)胎薄质差，发掘者认为是明器⑨。这些情况也说明墓主应该属于“举”族。根据杨锡璋、杨宝成先生的分析，随葬三套和两套觚、爵的墓，其墓主人估计是殷代社会中的中等贵族⑩。M9出土铜器中有觚、爵组合三套，墓坑面积较大，随葬器物亦较多，其身份应该属于中等贵族这一阶层。
    此外，李济、万家保先生编写的《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1)一书中收入编号为R1078的簋，带有“举”铭，出土于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601，但墓葬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从编号可推测，它应该是西北岗王陵区的小墓。此器在《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以下简称《集成》)中编号为6：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