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陕西西安
    位于西安市东郊的老牛坡商代遗址出土有一件“举”族铜器，年代为商代末期(19)。老牛坡遗址发现了内涵丰富的商文化遗迹和遗物，刘士莪先生在发掘报告中将之分为两段五期，年代从商代早期一直持续到商代晚期，是商文化在商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据点(20)。此地出土的“举”族铜器，不知是否为当地居民所铸。
    6.陕西长安
    1965年，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公社大原村的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两件青铜器。一件为父癸尊，铭文作“父癸”。另一件为子尊，原报道称年代属西周初期(21)，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年代为商代末期(22)，可信。此尊的铭文为“乙卯，子见(献)在大室，白□一、珥琅九，百牢。王赏子黄瓒一、贝百朋。子光(贶)赏始贝，用乍(作)己□舟。举”。
    7.甘肃灵台
    1967年9月，在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发现一座西周墓葬(M1)，出土铜器达324件。其中的有铭铜器，尊(M1：15)为“子夌作母辛尊彝举”；卣(M1：13、14)、尊(M1：16)的铭文相同，均为“泾伯作宝尊彝”(23)；鼎(M1：3)、爵、斝(M1：20)、觯、卣、角(M1：19)、盉、甗(M1：11)的铭文分别见于图四，1～8。这座墓的墓主，原报告认为应该是泾伯(24)。其年代，发掘者认为应该在康王时期(25)。
    关于M1的“泾伯”，李学勤认为，正如原报告指出，灵台为密国故地，密城在今县西百里镇，白草坡与其相距不是很远，所出青铜器应为密国物。泾伯大约是密国的贵族(26)。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M1的墓主是“泾伯”。该墓出现带族氏铭文“举”的铜器子夌尊，和其他带族铭铜器，如爵、斝、觯、卣、角等一样，无法说明它们与墓主的关系，子夌尊是墓主自铸，或是战争所得、赏赐所得抑或他人馈赠，因资料缺乏而无法说明。因此，白草坡的墓葬中虽然出土了带“举”铭的铜器，却并不能说明西周早期在今灵台县一带曾经居住有“举”族的人。
    8.陕西麟游
    1988年7月，陕西省麟游县九成宫镇后坪村的村民发现一组10件青铜器，经判断，应出于一处窖藏。该窖藏是一个不规则的方形坑，坑壁未作修整，器物杂乱密集堆放，包括卣3件，鼎、甗、爵、尊、觯、盉、斗各1件。其中，鼎上有族氏铭文“举”，其他铜器如卣、尊、盉、觯等也各有不同的族氏铭文。关于这批铜器的年代，原报告认为是在商末周初(27)，可从。
    这个窖藏坑出土的8件带铭铜器，族氏铭文都不相同，正如原报告所说，“凡是窖藏坑中出土器物大多并非一族之器，这些已经被过去许多出土资料证实。但这批青铜器从族徽看，竟然无一相同，说明这批器物是窖藏的主人通过赠馈、交换或征伐攻战而获得的”。因此，举族铜器在此地发现，同样不能说明商末周初这里曾经居住过“举”族的人。
    9.陕西扶风
    图四 甘肃灵台白草坡铜器铭文拓本
    1.鼎(M1：3) 2.爵 3.斝(M1：20) 4.觯 5.卣 6.角(M1：19) 7.盉 8.甗(M1：11)
    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发现一个西周青铜器的窖藏坑(编号76FZH1)，出土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者74件，铭文中涉及的作器者有商、析(原报告释为旂)、陵、丰、墙、、孟、伯先父等人。由于器物大多数属微史家族所有，这批铜器也被称为微氏家族铜器。其中，商尊、商卣(我们称之为庚姬尊、庚姬卣)在铭末缀有族氏铭文“举”，陵方罍缀有族氏铭文“◇单”，旅父乙觚有族氏铭文“旅”，析、丰、所作部分器物的铭末缀有族氏铭文“木羊册”(28)。
    庚姬尊、庚姬卣的花纹、铭文均一致，年代为西周早期，铭文为“唯五月辰在丁亥，帝后赏庚姬贝三十朋，兹二十寽商，用作文辟日丁宝尊彝。举”。铭文的文字较为简单，但是关于铭文的解释以及作器者等问题，却有较多的争论。现将各家的主要观点列为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