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级的理想社会目标
    谭、严二人既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治化隆”，“极强盛”（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5页。），“强且富”，“诚富诚强”（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4、26、24页。），又认为他们并非“至治极盛”，“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4、26、24页。）他们当时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主要是贫富不均，把西方社会主义叫做“均贫富党”。谭嗣同说，“夫以欧美治化之隆，犹有均贫富之党，轻生命以与富室为难。”因此，“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使中国和西方各国均进入更高的“大同之治”（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58页。）。严复说，西洋各国，“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因而提出了“致太平”、达“至治极盛”的高级理想社会目标。（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4、26、24页。）
    综观谭、严二人的论述，其高级理想社会目标的情景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方面。在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使社会更加富饶，并由贫富悬殊到贫富均，家给人足。
    第二，社会管理方面。由有君主到无君主，无国家、无战争，远近大小若一，贵贱平，刑措不用，人人自由，遍地民主。
    第三，社会关系方面。由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到人人平等，视其人，同胞也。
    第四，社会风气方面。民皆贤、皆智，无猜忌，无权谋，无彼我，社会为公，道不拾遗。
    （三）都有两种思想资源
    谭、严二人的理想社会模式是甲午战后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其思想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谭嗣同受《礼运》大同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当他从梁启超处得知康有为“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9页。）之后，“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1页。）康有为说，谭嗣同“闻吾谈《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终于仁，乃服孔教精。”（注：康有为：《六哀诗》，《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8页。）钱穆则说：“《仁学》者，实无异于《大同书》也。大同即仁之境界，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6页。）谭嗣同自己也承认《仁学》的思想来源包括“《易》、《春秋公羊传》、《礼记》”等等。
    与此同时，谭嗣同亦深受西方社会主义、特别是《百年一觉》的影响。《百年一觉》出版于1888年，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所著的幻想小说，风行欧美。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李提摩太翻译书中一部分刊登在《万国公报》第35～38册上，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百年一觉》。书中描绘了公元2000年时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景象：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美满幸福，精神生活高尚多样，人人平等，只有作官与作工的分工。此时“真所谓大同之世也”。该书出版后，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9～413页。）康有为在万本草堂讲学时，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他读了《百年一觉》之后，“为之舞蹈，为之神移”（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06页。）。当时的中西书目、书录乃至光绪帝订购的西书中，也都列有这部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谭嗣同读了《百年一觉》。他在《仁学》中概述其内容时说：“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67页。）这后一句话，正是中西思想结合在理想社会模式中的一种典型反映。
    严复也是将传统的“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与西方的“均贫富之党兴”联系起来（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4、26、24页。），将我国古代的“井田之制”与西方近代的“社会主义”相比附，并说：“今之持社会主义，即古之求均国田者也。”（注：严复：译《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23页。）这种比附也是中西思想结合在理想社会模式中的一种反映。
    （四）他们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谭嗣同认为，“惟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注：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00页。）他虽然讲人性善，但对人的情和欲是充分肯定的，认为“言性善，斯情亦善”。“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01页。）。从而使其带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他在谈到“以太”之“显于用”时，曾提到孔子之“仁”、墨子之“兼爱”、佛教之“慈悲”、耶教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认为“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注：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3、294页。）。可见，《仁学》的前提就蕴涵着谭嗣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严复也认为“斯民之好善固同”，“仁心之用，发于至性之自然”。从这种自然人性论出发，强调指出：“使人道必以仁为善长，则兼爱之说，必不可攻。”他不仅肯定墨子的“兼爱”，就是对孟子的“恻隐”、耶教的“爱仇”也深表赞同，他不仅认为“独平日冒险救人，本于人心”，就是西方“持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出于“怜闵”之心。（注：严复：译《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19、1003、1023页。）他把西方社会主义者统归之为人道主义者，显然是缺乏科学分析的，但这正反映了严复自己提出理想社会模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