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皇”所应光大弘扬的“至道”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一言以蔽之：清静无为，垂拱而治。
    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名理》说：“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文中之“道”为泛指，应包括“至道”在内。析言之，公正为“道”，虚静为“至道”。关于这一点，有阴阳五行家的代表作《管子·幼官》可以作证：“处虚守静，人人物物，则皇；〔率〕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如此看来，皇代表的“至道”与帝代表的“道”就不止有量的差异，而也有质的区别了。皇处虚守静而无所事事，帝尊贤授德而大有作为。这是战国后期齐地学者的重要政治理念。
    明瞭了“皇”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那么，帝国开张伊始，齐籍博士奏献“泰皇”名号的动机也就容易理解了。原来他们是希望秦王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垂拱而治啊！而这还可以从博士伏生的言论中得到直接而有力的证明。《尚书大传》说，
    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注：引自应劭《风俗通义》卷一。）按伏生所谓的“天”，实即“皇”、“三皇”（注：《春秋运斗枢》：“皇者，天……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而所谓的“天立五帝以为相”，与汉武帝时大方士谬忌所说的“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汉书·郊祀志》）其实是一个意思。那就是“皇”垂拱无为，由五帝做丞相，去负责四时施生，明察法度以及庆赏刑罚。套用胡适的话说，这是“一种虚君的丞相制，也可以说是虚君的责任内阁制”。（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因此，丞相王绾等人也乐于代博士把“泰皇”的名号上奏秦王了。
    然而秦文化毕竟以专制独裁著称于世，而秦王政其人又“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贾谊《过秦论》），是位不甘寂寞而要大有作为的君主，所以王绾等人奏罢，秦王就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皇”、“霸”之别，他已瞭然于胸。他是定要集尊贵与权力于一身了。
    （二）奏五德终始说以改制
    五德终始说是邹衍理论体系的核心，它通过五行相生相胜，新朝之兴起必因前朝之德衰这一公式，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设计了一种模式，而这一模式为新王朝之取代德运衰绝的旧王朝，提供了历史哲学的依据，因而最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以至于“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史记·孟荀列传》）。秦王政当然更不例外。
    邹衍著述久已散佚，其五德终始说主要保存在由邹衍后学参与编撰的（注：据研究，稷下后学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写，“在《吕氏春秋》的一百六十篇文章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篇与稷下学有关。见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其主导思想是阴阳家的（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吕氏春秋》一书中。 此书，秦王政获先睹之快，对五德终始说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会给予高度的重视。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秘密赶赴北芒山参加葬礼的吕氏门客多达“数千人”，其中秦人、三晋人事后都受到程度不等的惩罚，唯独齐人被宽赦不究，个中缘由，我认为便是齐客手中有秦王急待取用的五德终始说。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齐客中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了秦廷的博士。《史记·封禅书》载：
    自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奏献五德终始说的“齐人”，大概就是齐籍博士吧；至于接下来替始皇改易度制者又必博士官无疑，因为议礼、制度、考文正是博士的职责。于是一代煌煌大典在紧锣密鼓中炮制出来：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水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改制以应水运，证明自己就是“真命”天子，此后东巡刻石中所谓的“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之罘》），“应时动事，是维皇帝”（《琅玡》）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秦始皇由此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将五德终始说付诸实践的帝王，这不能不说是邹衍学说的伟大胜利。然而细察改制内容，“事统上法”一项颇令人费解。众所周知，阴阳五行家主张依四时节令施政，春助天生，夏助天养，秋助天收，冬助天诛，不论居于五德中的哪一德，都不应例外，更何况他们的学说“必止乎仁义节俭”呢。所以，即便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有“事统上法”的倾向，“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也绝对不是阴阳五行家说，我怀疑是由法家增添上去的。
    秦自孝公以来就以法家学说为治国大法，法家在秦朝也最占势力，阴阳五行家政治上的沉浮实在取决于法家的态度，而不幸的是，法家对于阴阳五行家向来就不抱好感。韩非说：“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认为邹衍一派是“败法之人”（《韩子·饰邪》）。有这样的评价是不足惊奇的，因为法家与阴阳五行家在思想主张上原本就是对立的。如：前者是社会进化论者，后者是历史循环论者。前者厚今薄古，后者厚古薄今。前者主张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变法，是积极主动的，后者的改制是依据德运的迁移及阴阳消息进行，是程序化的，消极被动的。前者无所顾忌，后者多禁忌，及至末流则“拘于小数”。前者诅咒仁义为虮虱，后者言论“必止乎仁义节俭”。诸如此类的差异与对立，决定了两家很难同朝共事，则博士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