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议封禅仪
    封禅说也是邹衍一派创立的。依照封禅说，凡是统一的新王朝必因天意而在五德中占有一德，故而真命天子要“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答于天地。”（《风俗通义·封禅》）为了更能取信于世，封禅说的炮制者又杜撰了一套上古七十二帝王的封禅史。这一切原本是齐人为齐国的帝制运动制造的舆论，而秦始皇出于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文化上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所以一经齐籍博士的鼓动，便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首次东巡途中举行了封禅这一政教大典。《史记·封禅书》载：
    于是征从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按博士固然不如方士那么“好驰”，雅合天子的侈心，而被罢黜于封禅典礼之外，但他们所谓“扫地而祭，席用葅稭”云云可能正是古代齐鲁一带人泰山祭礼的遗意。《封禅书》又载：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讥什么呢？大概是无三皇五帝之德而用三皇五帝之事吧。可见博士因不得参与封禅大典而同始皇间的裂痕已经出现了。清人胡秉虔说，博士讥议封禅，“此焚坑之祸所自起也”（《西京博士考》），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议禅继
    依照阴阳儒家的观点，巡狩、封禅与改制都是上古明帝圣王的大事业，而始皇不数年就做到了，不免要志得意满，自以为不仅功盖五帝，即便圣德也超迈五帝而直逼三皇了。可是阴阳儒家本有“公天下”与“五帝禅贤”之说，在秦始皇帝是如何也做不到的。因此始皇为表明自己胜过五帝，遂召集群臣，公开声明要“官天下”，禅位与贤人。这与后来汉武帝的“吾欲云云”（《史记·汲郑列传》）有何两样，只是英雄欺人罢了。对此，博士鲍白令之是清楚的，所以就借此机会批评始皇道：
    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陛下）殚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说苑·至公》）在阴阳五行家等人的理想中，三皇五帝的盛德之一就是大公无私，默默无闻地造福天下，然而秦始皇却是前脚改定帝号，后脚就大兴宫室，广征美女，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鐻。政治上奴役，刑戮妄加，经济上苛剥，赋役滥征，六国中尤以齐人受害最深。如迁徙豪富，田氏首当其选，而尚未被强行迁走的，为逃避秦人的迫害，也不得不隐姓埋名，“不敢称田姓”（《后汉书·法雄传》）。现实既如此，始皇也就宜其受到“偏駮自私，不能及人”的批评。
    可见博士开始对秦朝的现实政治公开进行驳难了。
    （五）议封建
    长期来，人们习惯上总以为战国人所谓的“霸天下”、“王天下”、“帝天下”，是期望出现一个类似秦朝的以大一统和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体。窃以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那时似乎除法家外，几乎没有谁反对封建制的政体。在此，我并不否认各国人民有要求统一的愿望，然而要知道他们心目中的统一只能是复归到有秩序的五霸、三王乃至更遥远的五帝时代那种局面，一种有共主的诸侯并存的局面。这才是战国人的理想政体。而在齐人那里，这一政治信仰最具普遍性，所谓“迩嗣桓、文”（《陈侯因敦》），所谓“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吕氏春秋·慎势》），就是明证。在封建政体下，“继绝世，兴亡国”是一个通则，国家即使败亡，也有重封的希望。或许正因心存此想，故一经五百里重封的诱惑，齐王田建就拱手降秦了。
    如今秦王“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自然是六国遗民尤其“皆有自多之心”的齐人所不能甘心的，故而关东地区于秦代始终潜动着一股脱离帝国的离心力，然而当这股离心力尚未激荡到足以使六国人民广泛采用暴力之前，他们也只能指望通过帝国分封子弟功臣贤人置藩建国，使自己处于帝国的间接统治而非直接统治之下。尽管这一新的封建体制与古制不尽相同，但地方的分权势必将削弱或限制中央的集权，六国人民的利益与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因有这一背景与动机，所以三十四年（前213年）， 齐籍博士淳于越有奏言“众封建”的举动。《史记·李斯列传》载淳于越之言道：
    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我们不怀疑淳于越有为秦廷的长治久安计的可能，但更主要的是意在维护田齐等六国人的利益。然而无论如何，打着师古的旗帜而非议现实的政治，都是秦始皇及其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故而一经新丞相李斯发难，始皇遂有“焚书”之举。李斯的发难也是冲着整个博士集团来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