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期来，人们似乎乐于把秦代的博士与方士视为两个毫无关系的集团，然而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他们之间虽说地位相差悬殊，走的是上下两条路线，却又总是互通声息，互为关照。方士对于博士，如卢生抨击始皇“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博士对于方士，如占梦博士借圆梦之机为徐市圆谎。此等非同寻常的关系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博士中的某些人实在是身居朝廷的方士，而方士中的某些人又实在是身处民间的博士。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博士与方士结成如此密切的联盟呢？想其基础或条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相同的种族与故国情感。即他们大多为齐人，不甘心社稷沦丧的现实，博士如淳于越力倡“众封建”，欲为齐人谋取一定权益，方士如徐福借海神之口直呼始皇为“汝秦王”、“汝西皇”，影射战国齐、秦敌对关系的事实即是明证。
    第二，共同的学术渊源。即大都是以邹衍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齐学的传人，虽然学术倾向有所差异--博士乃邹衍的嫡系传人，继承并弘扬了五德终始说，学术身份接近儒家，如伏生、茅焦、鲍伯令之、淳于越等即是；方士乃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者，他们主要是把邹衍的养生延命之说发展为方仙说（注：邹衍有《重道延命方》一书，见《汉书·楚元王传》。），学术身份颇类道家，如卢生、安期生等即是。但在天人感应的阴阳说方面，双方无疑都得邹衍的真传。何以言之？始皇“坑儒”之前，先“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注：见《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可见博士、诸生（包括方术士）都以善说阴阳怪异见长，而“邹衍养政于天文”（《文心雕龙·诸子》），有关他“吹律而温气至”、“仰哭而五月霜”之类的传说又是人们所熟知的。
    第三，相近的政治理想。如，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希望天子淡泊无为，实行“虚君的丞相制”。博士奏献“泰皇”的名号，建议始皇自称“朕”，以及伏生说“天立五帝以为相”，是这个意思；方士卢生要求始皇“所居宫毋令人知”，自称“真人”，并为“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不满，也有这个意思。又如他们都主张分封制，淳于越力倡“众封建”，方士预言“始皇帝死而地分”者即是。
    第四，相似的命运遭际。即“焚书”因博士“以古非今”而发，“坑儒”因方士“妖言惑众”而起，都是受迫害、遭打击的对象。
    第五，相近的斗争手段。即博士以讥祥符应、阴阳主运为武器，方士以神仙方术和谶言秘语为伎俩，以合作的形式周旋，以舆论的工具斗争，进行非暴力的反抗。略有差别的是，博士的斗争不如方士那么偏狭激烈而已。
    至于他们政治斗争的成效终究如何，因楚人武力反秦风暴的冲淡，以及秦朝的短祚，我们一时还难以弄清，然而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与贡献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思想。如前所述，秦代齐籍博士与方士就学术身份而言，以阴阳五行家或濡染了阴阳五行家色彩的黄老道家和儒家为主，且因当政者的推重，更迫使道、儒两家为生存发展而进一步向阴阳家阵营靠拢，或援引阴阳五行之术而入说，或打着阴阳五行家的招牌而自售己说。这一切就决定了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阴阳五行学说久盛不衰，儒、道两家愈益同阴阳家难解难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首论阴阳家，即寓示阴阳说作为一种“术”对各家影响之大。他谈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而儒家呢？《汉志》说，“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可见儒道的阴阳五行化了。
    至于经学犹有过之。秦朝焚书坑儒虽因博士、方士而引发，但作为装饰太平的幌子和沟通人神的媒介，他们还是被允许合法存在的。故而博士所职《诗》、《书》以及百家语，方士所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可幸免于难。博士与方士由此也就成为焚书坑儒之后先秦典籍的主要拥有者与诠释者，汉代经学的阴阳五行化、谶纬化及方士化亦就势所难免了。如《书》学，伏生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其学说之阴阳五行化至为明显已如前述，而汉时传《尚书》的学者又大多出自他的门下，或者是他的后学，无不以“明阴阳”、“说灾异”见重于世。次如《诗》学，齐人辕固生传齐诗，辗转至翼奉，形成齐诗翼氏学，而翼氏学阴阳五行化之深，只须一读《汉书》本传的翼氏自白，就会一目瞭然。至于鲁诗，据前述其始传者浮邱伯的学术倾向看，也应受过阴阳五行学说的浸淫。次如《易》学，因《易》属占筮用书，汉初传《易》的齐人田何可能本身就是名方士，其后学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又杂采方术士“候阴阳灾变书”及“隐士之说”，附会儒术，形成孟京《易》学，“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汉书·京房传》）次如《礼》学，《汉志》“礼类”著录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其中《周官经》、《军礼司马法》出自战国齐人，姑且不论，其他如《明堂阴阳》、《古封禅群祀》等许多专讲明堂、封禅的著述，乃皆阴阳家或阴阳儒生的作品，其由博士、方士及其后学所造作或传授也是可以肯定的。次如《春秋》学，秦博士中即有人传习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陈胜起义，博士诸生三十人廷议道，“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正是地道的公羊家言，故齐公羊学汉时独盛实不足奇，而《公羊春秋》乃谶纬迷信的渊薮，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等乃阴阳五行说的忠实信徒，又是尽人皆知的。
    （二）宗教迷信。齐籍博士与方士存在和努力的另一结果是，原本为齐地的宗教信仰和地方性的神祇，一跃成为整个帝国的宗教和神祇，并愈益为社会各阶层所信仰，成为社会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如，在战国齐地阴阳五行家心目中，“皇”以“明一”为特征，“一”即“太一”，故齐人奉祠“东皇太一”为尊神。迨及秦统一天下的次年，经博士方士们的鼓动，始皇建天极庙于渭南，供奉“太一”为至尊天神，而到了汉代，“东皇太一”又以泰一、泰乙、天一、天乙等面孔出现，仍作为上帝而得到汉帝国的隆重祠礼。如，方仙说于汉代尤风靡一时，齐地成千上万的方士如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紧步秦代祖师的后尘，奔走于大海与京师之间，把个方仙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末流又直接促成了原始道教的产生。同神仙说有关的齐地“八主”，秦始皇“皆各用一牢具祠”，汉代也被列入国家祠典（注：参见拙文《八主析论》，《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封禅继续作为帝国最隆重神圣的宗教大典，由汉武帝等“功成事就”的天子主持下进行，成为明受天命，标榜事功的有力手段。谶纬迷信经一个蛰伏期后，两汉之际泛滥，弥漫于天下，一度深入人心，成为野心家最为借重的舆论力量。
    （三）政治观念。秦代博士和方士所力倡的政治学说，汉代大多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如五德符应说，刘邦即用来斩蛇起义，“旗帜皆赤”，“立黑帝祠”。汉初近百年间朝廷围绕汉居何“德”，争执不已，经久始决。此后王莽篡汉、公孙述称帝，刘秀光复，也无不借重五德符应说以神异其身，慑伏众人。又如，丞相三公观阴阳消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施政理论被普遍接受，陈平即有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此与伏生“天立五帝以为相”云云如出一辙。又如众封建的理想，秦汉之际也成为现实。田氏复齐正以兴亡继绝为目的。汉初分封，齐仍为第一大国。又如清静无为的学说，经博士与方士的揄扬，汉初广泛流行，而首获其利的也正是齐人（见《史记·曹相国世家》）。又如禅贤让位的“公天下”之说，西汉后期再度兴起，眭弘、盖宽饶等人且为这一理想而付出了生命。
    （四）科学技术。先秦诸子百家同科学技术具有不可割裂关系的，除墨家之外，就只有阴阳五行家了。因为阴阳五行学说几乎囊括了一切科学、准科学及伪科学的东西。故而作为其后学，秦代的博士尤其方士在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应是举足轻重的，表现在：第一，他们是天人感应的自然观以及古代科学最基本观念与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秦代的主要传承者；第二，他们是秦代最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集团，深晓天文、历法、医学、药物学，地理、农学、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也远比一般人丰富；第三，他们是先秦科技典籍在秦代的主要拥有者和传播者。正基于以上三点，故时至两汉，齐地仍以科技之发达而闻名于世。
    总之，有秦一代，齐籍博士和方士是齐文化的最重要载体，齐文化得以绵延不绝，弘扬光大，且能在汉代独领风骚百余年后，渐次融汇到华夏文化的大河中，广其流，壮其澜，他们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