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期（其）生。晋人皇甫谧《高士传》卷中记载：
    安期生者，琅玡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出置阜乡亭而去，临行留言：“复千岁来求我于蓬莱山下。”由这条资料出发，有两个问题要交待。
    第一，安期生是位资深的黄老学者，其师承传授关系，据《史记·乐毅列传》记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三传至汉初胶西盖公。另据安期生同蒯通密切的过从关系看（《汉书·蒯通传》），他可能也深谙长短纵横之术。
    第二，没有迹象表明安期生是邹衍的后学，但卖药（自行研制的仙药），混迹于方士行列，无非因那时方士得势，援方仙之术入说可以接近皇帝，影响朝廷，而始皇亦正因为他的方士身份才邀与他相会。三日三夜晤谈的内容于史无考，但可以肯定晤后始皇赐他价值数千万的金璧，必是迷心于他的仙术；而安期生弃置金璧而去，则必是自己的某种主张不被采纳的缘故，犹同他后来以策干项羽不果而拒封一样（见《汉书·蒯通传》），也是“轻物重身”的表现，这也足以证明他不是等闲之辈。
    （三）卢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卢生的言谈行事三条，依次辨析如下。
    1.奏《录图书》。“三十二年，……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首先应辨明的是，卢生所奏《录图书》，一如两汉之际始风靡于世的图谶或谶纬书。尽人皆知，谶纬滥觞于大讲“讥祥度制”的邹衍，而作为邹衍后学之一的博士伏生就深谙谶纬之术，卢生作为邹衍另一类的后学，所奏《录图书》必出自他本人或者同道无疑。至于他声言“亡秦者胡也”，大概在于乘秦始皇北巡边地刚刚归来的机会，利用“秦始皇览怪迂，信讥祥”（《盐铁论·散不足》）的个性弱点，促成秦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借以转移秦始皇对燕齐故地的注意力，耗损秦人的国力。就动机而言，这与不久前韩国水工郑国鼓动秦人凿山开渠如出一辙。不过郑国阴谋败露过早，没有成功，而卢生却如愿以偿。此后数年间，秦兴师动众，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戍北地，“虚耗于无用之时，糜烂于不切之役”，以迄帝国土崩瓦解。
    2.言方仙术。三十五年（前212年）卢生谓始皇曰：
    臣等求奇芝仙药（原作“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这段文字颇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求仙不成，反归咎于恶鬼，这与当时一般方士“皆以风为解”不同，也与徐市等人以“常为大鲛鱼所苦”为辞有异。由此可以想见卢生为兜售方术，左右皇帝，是如何的挖空心思！从此“避恶鬼”就成了方仙说的新内容，乃至汉武帝时齐方士少翁等人仍以“驾车避恶鬼”为辞。第二，将《庄子》书“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的“真人”入说，可知卢生同道家存在一定的学术缘渊关系，并且由此也就无怪乎西汉人视卢生为道家中人了（见《淮南子·人间训》）。第三，盛称“真人”，是有鉴于“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而十年前博士将寓有垂拱无为之义的“皇”及“朕”字（注：按“朕”为燕齐方言，音通“咱”，本义为舟缝，引伸为“朕兆”，也含有垂拱无为之义。释义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献于天子又不见有任何功效。于是始皇不自觉进入卢生之彀，“自谓‘真人’，不称‘朕’”，“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博士不曾做到的事，方士却做到了。第四，劝始皇为避恶鬼而“时为微行”，为求仙药而“恬倓”，其用意，往轻处说是谋求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往重处说就是欲敝秦政了。
    3.抨击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这番话主要抨击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刚戾自用”和“贪于权势”，反对专制统治，反对独裁政治，立场与态度昭昭然，尤其最后一句话尤可以证明卢生等方士的方仙术仅是个幌子，后面是有政治的理想与动机的。
    以上对徐、安、卢三大方士言谈行事的分析，可见秦代方士尤其齐籍方士所拥有的方仙术原本不过是一种借以影响皇帝和朝政的工具与手段，深层的动机却是民族的国家的，学术的政治的。他们同秦始皇之间也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合作只是表象，斗争才是实质，而且这种斗争也基本上超越了个人间的利害关系，实属齐、秦两大异质文化冲突的反映。卢生、侯生逃走后发生的“坑儒”事件就是这一冲突激化的必然结果。
    “坑儒”发生的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始皇当得知方士韩众、卢生等人逃亡之前，早已使人监视在咸阳的诸生，见有人搞反动的舆论宣传，即“为妖言以乱黔首”，遂动了杀机；而韩、卢等人可能因接近皇帝的职业之便，有所觉察，故能逃之夭夭。因此“坑儒”决不是如今某些学者所说的纯为一偶发事件。
    第二，所坑之儒为“诸生”。诸生，诸先生也，自然不独指儒生，若再联系方士侯、卢称侯生、卢生，且始皇由侯、卢二生而联想到诸生，则诸生中自然包括方术士，或许还以方术士居多。故《史记·儒林列传》明言“秦之季世坑术士”。
    第三，有迹象表明“坑儒”事件发生后的方士，其动向有类于“焚书”后的博士，一部分人如徐市，仍勉强同始皇相周旋，以求最终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部分人则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的反秦斗争，而出现于“坑儒”次年的诸如“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谶言秘语，或许正是他们所造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