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学史的角度来看，从戴震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汉学家面对讲道学者的种种攻击，总的说来是采取守势，避免直接论战。江藩二书刊行，才算他们对于这类攻击的首次全面回应。在十八世纪末汉学盛行之际，批判汉学最有力的是史学家章学诚。但章学诚的着作，在生前仅刊行了《文史通议》一部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相对而言，姚鼐的《援鹑堂笔记》、《惜抱轩尺牍》诸集中那些针对汉学而发的言论，虽然远比章学诚浅薄，而且时时散发出骂街臭味，但在结集前早已在文坛传播。因而，读江藩二书，令人感到意外的，并非他以桐城诸家为回应对象，而是他的回应，同在前的姚鼐、在后的方东树相较，可说是够温和的。他指名批评对手，不过在《汉学师承记》和附录中，各出现一次，只点方苞一人；《宋学渊源记》没有点到桐城、阳湖诸家任何姓名。但也许正是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激怒了姚鼐的四门徒之三的方东树。此人尽管热衷功名，却终老青衿，未经宦海浮沉，还没有从躬行践履中深悟“笑骂由尔”的政客三昧，于是便气哼哼着论反驳。用不着深究《汉学商兑》，何以恰值阮元离粤督任前公表。那可以有不同解释。譬如说章炳麟根据他奔走阮元、邓廷桢的幕府，讥他趋奉权势，可作一种解释。但也可以说他未必得知阮元即将离粤，因相信这位总督真想弘扬学术，而献出逆耳之言。（47）同江藩二书比较，《汉学商兑》显示作者跳踉叫嚣，不知区分论敌主次，一味谩骂，可谓罕有学术价值。但此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它的作者没有考虑他的学术价值。（48）《汉学商兑》共四卷。前已说明，我没有见过一八二六年的初刻本，因而无从比较那以后五年刻板的道光辛卯冬刊本，与初刻本的同异。现据我所见到的最早刊本，即道光辛卯冬刊本，可概述如此。
    全书的写作方式，沿袭湛若水驳杨时的《杨子折衷》的体例，先引论敌原语，再写本人驳语，引文或驳语中或附夹注，有的驳语后还有“考辨”。按照所引原文（不计驳语中引证）统计，全书共引七十二段，其中大部分仅举引文作者。
    全书以顶行标出的正式引文，列举的原作者，除江藩外，有二十一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是阮元，十三次；二是戴震，十次；三是钱大昕，六次；四是汪中，五次，五是段玉裁，三次。此外，黄震、顾炎武、惠栋、焦循各二次；毛奇龄、万斯同、朱彝尊、茅星来、臧琳、凌廷堪、钱大昭、宋鉴、孙星衍、庄炘、阎若璩、王昶，各一次。在驳语中被指名攻击的汉学家更多，例如余萧客、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等，都被点到。
    这份名单表明，只要被方东树认作与汉学有关的人物，无论前驱或者后进，都在攻击之列。但它也表明，方东树并非乱箭齐发，而是集矢于戴震一系，更其是扬州学派。全书用引文形式指名攻击的清代汉学家言论，连用《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被引及的十五段在内，阮元、汪中、焦循、江藩四名扬州学者的见解，便居过半。
    方东树的批驳，由《汉学商兑》各卷内容可知，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力辨《道学》即《圣学》，见卷上；第二，力辨朱熹的理学体系发明孔子的“道统”，见卷中之上；第三，抨击汉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隐含“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说”的险恶用心，见卷中之下；第四，逐段否定江藩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并归结出汉学家的“六蔽”，见卷下。
    《汉学商兑》开卷便攻击毛奇龄、戴震。在汪中称道戴震是清代汉学集大成者以后，戴震的这一地位也得学者公认。江藩自居为吴派嫡传，却在《汉学师承记》中认可汪说，便是确证。戴震最有影响的论着是《孟子字义疏证》。章炳麟说此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49），那是不错的。因而方东树要否定汉学，必先否定戴震，自可理解。然而他首攻毛奇龄，则颇蹊跷。毛奇龄治学向以怪异着称，曾给朱熹神主吃戒尺以表示对《四书集注》的憎恶，但又曾着《古文尚书冤词》以表示对阎若璩考证传世《古文尚书》经传皆伪的否定。阎若璩曾叹息清初有三学者“贻误后学不浅”，其一便是“毛大可割裂经文”（50）。因而乾嘉间汉学家自述先驱，总是首列顾炎武、阎若璩，无人肯认毛奇龄是汉学家。《汉学师承记》不为毛奇龄立传，就是显例。岂知他们的对手仿佛有意戏弄，坚持说毛奇龄才是惠栋、戴震两派汉学的共同开端。《汉学商兑》首陈此见，将毛、戴说成清代反理学、倡汉学的两大祸首。以后曾国藩的门徒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更直称毛、惠、戴三人是清代“专宗汉学以抵程朱之隙者”的代表（51）。他们企图利用毛奇龄的恶名来“搞臭”汉学，其意昭然。但也并非纯属臆说。毛奇龄的遗着，忽然在他死去近百年后大行于世，原因在于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作序表彰（52）。而江藩在生前的举止，也早被时论譬作毛奇龄（53）。因此，方东树劈头就痛骂毛戴否定朱熹学说，危害等于洪水猛兽，实际在影射阮元、汪中、江藩，似可不言而喻。
    依此类推，《汉学商兑》对于戴震一系和扬州学派的攻讦，似都不难索解。令人难解的，是方东树何以那么憎恨钱大昕。在清学史上，钱大昕是着名的务实学者。他的经典研究兼得惠、戴二师之长，他不满纯经学研究而力倡以史证经，他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传统文化研究原则，他着意探索文物与文献互相印证而在百年后由王国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都说明他不是所谓汉宋门户之见的偏执者。然而，在《汉学商兑》中，钱大昕受攻击的程度，居已故学者的第二位，可与戴震并提。为甚么？由此书卷中之下首则即狠批钱大昕倡导的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论，可以窥知这正是他被方东树憎恶的主要理由。别的不说，就说朱熹建构的《四书》系统。倘若真的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说明历史，那么朱熹从“七十子后学”杂论集合的《礼记》中，割裂出《大学》、《中庸》二篇，并毫无根据的宣称《大学》乃曾参所述“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乃子思所授“孔门传心之法”，岂非厚诬古人？再说由朱熹集大成的道学精髓，所谓孔门传心的“危微精一”十六字诀，倘若真的实事求是，坚持以无征不信作为前提，那么此说出于晚出的《伪古文尚书》，自宋明以来由已怀疑变为确论，岂能再当作统治学说的出发点？方东树虽然是个屡试不举的老诸生，偏偏比庙堂在位诸公，更自以为能从钱大昕辈的学术研究主张中，嗅出某种危及现有权力机制的潜在威胁。在他看来，连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之类温和主张，都显得那么可怕，其政治嗅觉可谓灵矣。然而连钱大昕这样的学者，也不能容忍的权力机制和社会结构，岂非正如龚自珍所形容的是“鬼神思变置”的衰世表征？
    7
    值得一看的，还有《汉学商兑》卷末所说的“六蔽”。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这两点是汉学家的闭塞还是开通，暂且不论，但概括得不错。我以为有趣的，是方东树指责他们“考之不实”，错在不该把“俗士荒经”当作归罪程朱的理由，“如世治狱并案办理也。”这个比拟，不正表明他也承认汉学家控告道学并非无理吗？那又怎能反控其“悖道害教”？
    “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证据呢？是没有的。因为从顾炎武以下的汉学史，只证明许多学者都曾议论《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传不当。究竟该不该分？自可讨论，但还没有证据表明，批评者乃出于“忌程朱理学之名”，见到《宋史》替道学立专传便醋意盎然的。既然没有实据，那么方东树攻讦汉学的这条罪状，也许只可从他本人心态来解释。
    “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看便知，这是在明斥戴震，暗讥戴派和扬州学派。戴震的个人传记，的确留下有损他高大形象的某些未决疑问，包括聚讼已久的《水经注》校本是否剽袭赵一清稿之类个案。戴震的门生知友或信徒，的确也有居官在乡行为可议的人物，如段玉裁任县令贪污，王昶藉收徒敛财等。乾嘉之际号称汉学护法的毕沅、阮元的幕府中，名士学人会聚，而丑闻时出。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江藩等，尤以狂狷着称。此类行为的文化史涵义，当属别论。但并非戴派人物全都如此不守规矩，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个人节操，决不比桐城派开山也是唯一可称“孝友严整躬行”的方苞为差。即如阮元，尽管用宠姬名义出书等事，被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大肆嘲骂（54），但他仍容纳方东树在幕府中吃白食，那胸襟便远非姚鼐辈所及。方东树指斥他们尊汉抑宋，是为了“宽便其私”，已属以偏概全，藉端造谤，用的是乡曲讼师的惯用伎俩。至于他因此而指斥戴震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控诉清代不信理学的每每“以理杀人”的暴君酷吏，也是纯属借公济私，则更是蓄意诬蔑怎么见得？此段引戴震语后，方东树忽然笔锋一转，说是戴震的控诉，“所谓不欲明镜之见玭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戴说有征可信，但把普遍事实缩小成偶有失误的小小例外，却忘记这一来，便使他的前述心理分析，化作人所共知的“《春秋》诛心”的无稽之谈。
    “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此则夹注指名抨击惠栋的《九经古义》、臧琳的《经义杂记》，代表汉学家“说经穿凿僻妄，义理浅狭”，“最为无取”。惠臧二书，广征博引，流于繁琐，确属事实。但乾嘉汉学备受后世重视的着作，是被公认既渊博又有新知的戴、钱、段、王诸书，较诸二程朱熹的语录之类，怎么样？方东树避而不谈。其实朱熹还是读书的，只是鄙薄史学，作茧自缚，使他论及孔孟原教旨见解，大多经不起重视以史证经的汉学家推敲。从李光地到方苞、、姚鼐之流，标榜义理，而识见唯以在位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说不上拾朱熹唾余。方东树居然以不读书为荣，把辨正朱熹的经典诠释错误，蔑称为“新慧小辨”，可称桐城派的自画招供。
    “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这是讥笑惠栋、江永、戴震和扬州学派的焦循、汪中、贾田祖、李惇、刘台拱等，包括江藩，都困于科举，终身老于诸生，或仅得举人，而戴震依靠皇帝恩赐，才中了名额外进士。方东树的本意，自然是讥笑汉学家自愧勿如空疏俗士，因而猛烈排斥作为科举教义的程朱理学。“既与程朱异趣，而为说不辨，用意不猛，则其门户不峻，面目不着，自占地步不牢”，于是找到古人，找到号称汉儒魁首的郑玄、小学导师的许慎，找到号称难治的三《礼》诸经中的名物制度，来显示自己的才学。--“究其本志，特出于私妄好事，豪举矜名，原来尝为明经起见，并未尝反求其身，推之人事，实欲人己均获治经之益，国家获通经之用也。”方东树如此推测戴震之类的卑劣居心，堪称雄辩。缺点只在于，第一他没有注意到孔孟都早已斥责学者为避难就易，因而汉学家避易就难，大悖常理；第二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乾嘉间监生依靠八股胜于诸生半步，因而江藩较诸他方东树更没有理由“与程朱异趣”，更遑论戴震。
    然而方东树似乎觉得斥责汉学家“六蔽”还不过瘾，他是古文家，熟悉“七体”，因而必欲给汉学家的闭塞罪状再加上一则，于是说他们还有“七识”。他倒坦白，自注说“二字用佛典”，因而使人们得知他原来就是江藩所说的援儒入佛的一员，因而也使人们得知此公不过是罗台山、彭尺木之流，绝非道学的真信徒。所谓七识，即《唯识论》所说的“末那识”，乃佛乘唯识宗所谓介于主观客观之间的意识。方东树借用这一术语，攻击汉学家否定朱熹，不过“欲复九世之伊”。因为朱熹在汉儒说经“久兴之后”，否定他们“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所以清代汉学家“亦欲夺之于宋儒既盛之年”。方东树没有想到，所谓复九世之仇，本来是西汉公羊学派诠释《春秋》的说法。清代孔广森、刘逢禄等说公羊学，都回避此说，以免激起汉人对满族统治的不平回忆。方东树把这一点当作汉学的最大罪状，并且附会说它证明汉学家“以六者之蔽，而加以复仇之志”，正合佛典所谓七识的“胎意”，这倒底是证明汉学纯属异端呢？还是证明汉学反理学并非“复古”而是追求更化呢？后来戴望、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特别强调恢复西汉公羊学的原教旨，而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等，又特别强调东汉的经古文学者，皆知“夫抟国不在敦古”。这两种倾向，各有源头。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都是他们读过的。因此倘说方东树的这一谬论，从反面给了清末两派以启迪，则非过言。
    《汉学商兑》表明，方东树的智商平平。他好作反汉学的激进之言，便使《汉学商兑》甫出版，即赢得了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