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赏主要来自桐城、阳湖二派。《汉学商兑》的一八三一年重刊本，卷首增附有各家“题辞”。题辞者七人。首列较完整的两段识语，作者其一是姚滢，以姚鼐的侄孙而与方东树同学于姚鼐，他大赞方书“有功圣道”，力量等于韩愈的《原道》，那是当然的；其二是朱雅，生平未详，但显然与方东树同调，因而狂吹方书堪称”天下万世之书“，也不奇怪。（55）其后五人题辞，实为来信摘录。内有阳湖派的陆继辂、李兆洛，以及崇拜恽敬的毛岳生，虽作经史考证而特别服膺韩愈的沈钦韩，还有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方东树摘引的自然都是对他的“大着”的赞辞，但有的赞辞便隐含批评。（56）着成一书一文，就遍送名人，索取“批评”，而后摘引于己有利的段落乃至片言加以刊布，原是明清以来文人沽名钓誉的卑劣伎俩。江藩二书，虽请阮元、达三作序，但还没象方东树乞讨赞赏来为自己壮色。因此，方东树的门徒后来宣称，《汉学商兑》一出，才使烧得正旺的汉学火焰“渐熄”（57），那也只能以大话视之。
    不错，当江藩着手撰写《汉学师承记》的十九世纪初，清代汉学仿佛仍如日中天。江、戴、惠、钱和纪昀等大师虽先后辞世，但继起的王念孙、段玉裁、王引之、焦循、阮元等，并不比他们的先辈逊色，更其是清学史上解经释传的专门名作，多半完成于嘉庆间。那时很少有人看出正午的烈日恰是趋向日落的先兆。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的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岂知否定本身必遭否定。就在世纪交替的乾嘉之际，在汉学内部已出现了三重否定自身的动向。一是重提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与郑玄争论《左传》是非的旧案，表征着已有汉学家要求回到西汉今文学去；二是《说文》、《尔稚》研究成为显学，表征着许慎在不少汉学家心目中已代替郑玄，通经的旨趣已转移为古典文字语言研究的时尚；三是儒家经典的研究，不但逊色于历史考证，更被悄悄兴起的诸子研究热所冲击，表征着汉学正在变质。因此，十八世纪的那种初始意义的汉学，在十九世纪初已呈现出内部更新的取向。在鸦片战争前帝国内外危机的加剧，迫使帝国统治者抛弃火中取栗式的文化分裂政策，转向病急乱投医式的鼓励“经世致用”的无固定导向的文化政策，更使汉学内部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所谓经今古文学的对立，出现了所谓汉宋调和呼吁，也出现了假道学僵尸复活的机遇。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属于缅怀过去光荣而不悟衰势将至的那种类型。他死后被收入《国史儒林传》。但他怎能料到，他的传记作者最感兴趣的是此书的附件《经师经义目录》，不厌其烦地抄撮下来，作为乾嘉汉学的成绩总账。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则属于已被对手打击得气息奄奄而指望对手猝死于己前的那种类型。他倒地垂毙，仍在毒詈对手，似为进攻，实在苟活。他在晚年，背叛《汉学商兑》表白的所谓信仰程朱的坚定立场，转而“耽禅悦”（58），可作为此人不过是外强中干的僵尸化身的自注。
    正如江藩在一八三一年死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在《宋学渊源记》中已判为必死的道学末流会再度跳踉一样，当方东树在一八五一年死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的《汉学商兑》，竟会在同治、光绪年间一再重印，三十年间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仿佛在为他招魂似的。确有招魂者，那就是乘乱世称英雄的曾国藩。此人标榜调和汉宋，实则自居当世方苞，为旗下奴才仍忠心君主。他利用方东树的族弟方宗诚来显示自己“文以载道”，反被方宗诚利用来宣传方东树，“名乃大着”（59）。从这一点来看，胡适当年的一个意见，还是有道理的。胡适不同意《汉学商兑》书出而汉学之焰“渐熄”的皮相见解，以为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功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60）。
    然而出◆的僵尸仍是僵尸。待到清帝国统治者利用义和团的愚昧不成功，反而挨了外国侵略者一顿狠揍之后，不得不牺性意识形态外衣而宣布实行“新政”，首批忍痛割去的制度之一，就是八股取士制度。既然朱熹的《四书集注》之类，变成既陈之刍狗，那么《汉学商兑》之类昏话，还能歆动士人去购读吗？一九○五年清政府宣布“学制改革”以后，《汉学商兑》再也没有出过新版。相反，江藩二书，倒被出版界认为可资学者研究参考，一印再印。这个对比，蕴涵的学术史意义，岂不值得研究？
    注释：
    （47）（54）方东树有迂执名。钱穆谓之“肆口无忌”，“惟以纵横排◆见长”（前揭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20），是不错的。一八二五年阮元出题考试学海堂诸生，题为《学者愿着何书》。方东树大不为然，即撰《书林扬觯》驳之，序中指名因阮元策题而发，凡十六篇。其第七篇题作“着书不足重”，内谓“近又有一种人，以己所余之残膏剩馥，丐妇人造作虚誉，裒然各自成书，灾之黎枣，以疑误学人耳目”云云，并比作张霸、梅赜等“专造伪书”。据平步青说，此条所斥，似指阮元命其侧室刘书等所撰《疑年录》诸书。见前揭《霞外麕屑》卷六《书林扬觯》。又据徐子苓谓，他在道光末曾由桐城带方东树函至九江给姚滢，姚滢阅未毕即发怒道：“咄！植之与我都老大，乃屡昫我如小儿。”见徐撰《桐城姚先生墓志铭》，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35。这两例说明，章炳麟批评方东树，单指其奔走权门，而不及其弹击不顾贵人故旧，也是片面语。
    （48）方东树有《汉学商兑三序》，见前揭郑福照撰年谱，今《汉学商兑》诸本均未载，唯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即《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年，页636）曾节引。此序谓其生平读书只佩服朱熹遗说，“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因而方东树宣称，“故见人着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若是其弊也。”侯外庐评曰：“这是何等主观的独断”，基是。然而梁启超、钱穆两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论及方东树，而且钱书还列有专节，但他们都无视方东树这一极有学术史价值的自白。梁启超至谓《汉学商兑》，“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家）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见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56。用不着分辨梁氏所谓“革命”与以后的诠释有何不同，他肯定没有超出《易》革卦所说“汤武革命”的诠释，但他意在肯定方东树针砭汉学顺乎清学史潮流而堪称“知言”时，忘记引用方东树那段独断论的自白，至少使他标榜论清学史出于客观的说法大打折扣。钱穆虽承认方东树的学术造诣，“文史通明”不如章学诚，“经义湛密”不如陈澧，“识趣深细”不如许宗彦，但仍强调方说也表征“学术将变应有之象”，向回避方说的独断论乃留恋雍乾以来清帝国文化专制政策的衰音这一事实，较诸梁说也不及五十步。
    （49）前揭重订本《訄书·清儒》。“学者由是薄程朱”，例证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又可见钱大昕的论着。假如时刻提防“天威莫测”的纪昀，假如在乾嘉汉学家中以谨慎恬退着称的钱大昕，在官私着作中对于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及其流派，都敢于调侃非议，那就不能不承认章炳麟道出了百年来学术史的一个基本事实。
    （50）“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说见前揭《郎潜纪闻》初笔卷五。相传这是阎若璩与毛奇龄争论后的评论。在晚清学术界流传甚广。《汉学师承记》汪喜孙跋已有指责汪琬、毛奇龄的近似语，可知陈康祺并非杜撰。奇怪的是《汉学师承记》卷一提到阎若璩对汪琬、李因笃的指责，唯独不及阎氏指责毛奇龄“割裂经文”。由于《宋学渊源记》署伍崇曜跋，有“郑堂学术人品，颇近毛西河检讨”等语，这自然令人疑及江藩不提阎若璩指责毛奇龄语，乃有此顾忌。但前已指出，《汉学师承记》阎若璩传的蓝本是杭世骏的《阎先生传》。杭《传》于李因笃“杜撰故事”，汪琬“私造典礼”，均有交待，但下文则云，《潜邱劄记》“中多微文，刺讥时贤，如王士正（祯）、魏禧、乔莱、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艺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着《冤词》，专以攻击《疏证》，（若璩）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杭《传》见前揭《碑传集》卷引。对于阎若璩来说，毛奇龄虽然只比他年长十三岁，但在明清易代之际，毛奇龄已是颇为有名的抗清人物，他还是个钝不知书的乳臭少年，当清初毛奇龄已在因《四书集注》扞格不通而用戒尺击打朱熹牌位时，他还在苦苦探究朱熹、蔡沈等对于《尚书》经传的解释。他属于清统一南方后读书成家的一代学者，没有“遗民”心态，但有受“本朝”恩遇为荣的心理。但当他没有赶上向南巡的康熙帝献艺，以获得梅文鼎那样的恩遇，而感到遗憾之际，意外地获得日后的皇帝胤禛的隆遇，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替新皇帝效劳，便死了。他至死也没有克服对当时还健在的毛奇龄的畏怯心理。因此，杭世骏的说法，看来更近于历史事实。江藩传阎若璩，既然本于杭世骏，则他不取所谓阎若璩指责毛奇龄“割裂经文”的传说，当然是审慎的表现。
    （51）谁是清代汉学的直接开山？在十八世纪末还没有问题，各派都承认是顾炎武。但到十九世纪却成了问题。汉学家和宋学家都争相表白自己崇敬顾炎武。惠戴派不必论，即姚鼐着《援鹑堂笔记》，也明白声称是模拟《日知录》。这就导致两派更精确地划定鸿沟的愿望。江藩以阎若璩为大宗，激起宋学家的回应，就是把毛奇龄说成清代汉学不祧之祖。毛奇龄成名远比阎若璩早，却比阎氏晚死九年。他在闻知康熙帝特尊朱熹后，将所着《四书改错》书板劈烧的行为，恰可用来讥刺汉学家言伪行僻。因此，从方东树后，自命理学者流都坚持把毛奇龄说成清代汉学第一人，那理由在学术史以外。由曾国藩作序表示完全肯定的他的幕僚李元度所编《国朝先正事略》，凡例中称“本朝经学”分两派：“其专宗汉学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诸先生也；其义理宗程朱，仍博稽汉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传诸先生也。”。从学说的官本位来看，不待说曾国藩、李元度辈肯定的“正统”，当然是李光地的徒子徒孙方苞、姚鼐之流，而将被惠、戴两派公认翻复无常的人物毛奇龄，硬派作清代汉学始祖，那涵义不言而喻。这段历史陈述的微妙区别，至今未见海内外学者注意及之，因而我在此愿作一提醒。我希望见到由这一思路对清中叶汉学史的重新评估。
    （52）“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着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见前揭书《郎潜纪闻》二笔，卷一六。
    （53）见《宋学渊源记》伍崇曜跋，前揭粤雅堂丛书本。
    （55）钱穆以为，《汉学商兑》显示方东树的学术造诣，虽不如章学诚、许宗彦、陈澧等人，“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自注为“即其首列诸家题辞可见”。说见前揭钱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20。但我在本文中已指出， 《汉学商兑》重刊本题辞者，其本属于桐城、阳湖派人物，不能代表“并时学者”的一般意见。这里还要补充指出：一、《汉学商兑》成书时，管同、梅曾亮等都在，他们同属姚门高弟，却没有参予替方东树喝采的行列，这是很奇怪的。二、如本文结尾绍介《汉学商兑》的传本情况所示，此书较流行的时间，在同治末到光绪中的三十年间。那原因在于学术之外。由于方东树的堂弟兼学生方宗诚和另一名学生戴钧衡，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均入曾国藩幕府，方宗诚还相继获得讲理学的吴廷栋、倭仁等赏识，并在曾国藩以后入李鸿章幕府，因而得以藉助权力刊行方东树的遗着；倭仁因得慈禧太后宠信而任同治帝的师傅，便以《汉学商兑》等作为课本；于是此书便被习八股的士人视作敲门砖而大行于世；由此也可解释此书何以随着义和团失败而突然不再行世。关于后一点，《国朝先正事略》和《清史稿·文苑传》作者都是明白的。李元度虽也是曾门人物，但述及姚鼐门下诸人，却只字不提方东树，最奇的是他替戴钧衡列附传，其中提及苏惇元，也袛说他们同订方苞文集，而根本不说他们都是方东树的弟子。《清史稿》的方东树传，实为写方宗诚带挈方东树成名史。
    （56）例如陆继辂说《汉学商兑》兼有郑玄、朱熹二者长处。例如李兆洛说“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而然”。论者每举李兆洛题辞中有“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然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书，敬当力改其失”数语，以作《汉学商兑》足以服人之证。其实这几句话，如不结合李兆洛本人的学术见解去解释，也很难说清楚。
    （57）“道光初，其焰尤炽。先生忧之，乃着《汉学商兑》书出，遂渐熄”。见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汉学商兑》同治十年刊本卷首。
    （58）参看《清史稿》卷486文苑方东树传。实则在这之前，皮锡瑞已批评《汉学商兑》，说“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着《书林扬觯》，皆阳儒阴佛，不可为训。”见前揭周注本《经学历史》页314。
    （59）《清史稿》本传。参看前注（55）。
    （60）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27，页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