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文化变革与引导
    如果说，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政治经济改造是暴力的、强制性的，那么对巴蜀的文化变革则是温和的、诱导性的，尤其是秦王朝对巴蜀的文化政策别具一格，同它对东方六国所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绝然不同。
    秦统一中国以前，除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对巴蜀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根本性改造外，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变革措施。从考古发掘看，这一时期巴蜀的各个考古遗迹的基本物质文化特征，仍与秦灭巴蜀以前一致，只是在一些墓葬内新出现某些秦器，但不占主要地位，巴蜀的钱币、印章、青铜器、陶器等仍在大量地充分地流行，表明巴蜀的文化内核还在继续发展。不仅如此，巴蜀文化的精神力量还十分强大，仍然发挥着它极为广大的社会功能。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秦在蜀地的统治秩序，在修筑都江堰时，曾充分利用了蜀人自古形成的尚五宗教观念，“以五石牛以压水精”。由于李冰准确地抓住了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就牢牢掌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受到蜀人世代崇敬。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蜀文化的历史穿透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丞相李斯之议，悉烧天下《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焚书令对于关东六国地区的文化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力，导致了严酷的文化摧残，但对巴蜀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制约和影响。巴蜀地区原来就不传《诗》、《书》，百家语中仅道、杂两家在巴蜀极少数人中传习，在当时地位并不重要。相反，巴蜀文化的精神动力来自从古相传不衰的各种宗教崇拜和观念，卜筮、方术、神仙术之类十分发达，它们非但不在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高压钳制的思想文化之列，反而在秦法予以保留并鼓励发展的范围以内。因而，当巴蜀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俱已根本变革时，其文化却能够继续保存下来，发扬光大，并一再受到秦王朝的支持和利用。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在蜀地所开官道却不是六尺，而是“五尺道”（注：《史记·西南夷列传》。），这在秦王朝的皇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下极为罕见。而蜀中长盛不衰的方术和神仙之术，更是在秦始皇求仙人、事鬼神形迹的激励下蓬勃发展。这样，巴蜀文化的精髓以及精英几乎全面保存下来。
    正因为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几乎没有对巴蜀的文化造成什么影响，而齐、鲁、中原的文化精英却遭到了空前浩劫，不是被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所消灭，就是被秦王朝作为迁虏而强迫徙走，因而急剧衰落了。即使到了汉初，惠帝“除挟书律”（注：《汉书·惠帝纪》。），准许《诗》、《书》、百家语行世，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更谈不上蓬勃发展，重现昔日的辉煌。所以，到汉景、武之际，一旦蜀人学习了汉文化的精髓，颇改其“蛮夷风”（注：《汉书·循吏传·文翁传》。），就立即飞跃前进，“蜀学比于齐鲁焉”（注：《华阳国志·蜀志》。），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在词赋、道家等方面行进在全国最前列。其中的关键，在于蜀文化的精英全部保存下来，在楚汉战争中也由于未遇战火，经济昌盛，所以能够积数代之功，内涵更加丰富，从而促进了其文赋纷华。此外，一部分中原精英在秦汉之际入蜀，给蜀文化注入了活力，也是蜀文化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景帝、武帝之间，文翁为蜀守，“遣张宽诸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文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经文翁治蜀，引导蜀人走向全面汉文化的道路，“教民读书法令”，蜀中父老以其子弟能够接受汉文化教育为自豪，“及司马相如宦游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君平）、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汉书·地理志》。），标志着汉王朝转化巴蜀文化努力的成功。从考古学上看，正是在武帝前后，即文翁为蜀守时期，巴蜀文化的物质特征化于无形，为汉文化所全面取代，这一现象无疑是汉文化教育在巴蜀地区取得极大成功的有力物证。
    在巴蜀文化的变迁中，汉文化的引导具有决定性意义。汉代巴蜀的儒家学者绝大多数治今文经学，“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注：《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原因在于，今文经学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思想体现，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乃朝廷所提倡，代表和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 、117页。），是士子入仕的正途， 朝廷以此大开“禄利之路”（注：《汉书·儒林传·赞》。），吸引包括巴蜀地区在内的全国精英人才一代又一代地走上这条道路，无限止地走下去，皓首穷经，为统治者当权集团所用。巴蜀儒者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追随封建王朝的当权集团，“贵慕权势”（注：《汉书·地理志》。），以求荣华富贵的。这表现出全面接受了汉文化教育的巴蜀儒者迫切要求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普遍心态。同时也说明，当时多数学者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由此可见，秦汉王朝对于巴蜀的文化战略是成功的，既增加了中央王朝对巴蜀的吸引力、凝聚力，又增强了巴蜀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整合力，经过长期发展，使这种凝聚和整合达到极深水平，即使中央王朝代兴，政权易手，这种稳定性都难以再度发生根本变化。秦末楚汉之际以及两汉时期的历次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起义，固然其中不乏巴蜀地区的民众或少数民族参预，然而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中央王朝的文化战略及其政策，而在急政暴虐、土地兼并或民族压迫等政治经济方面。从这里不难看出，秦汉王朝在整合多元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进一步看，正因文化战略的成功，形成了无比坚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以汉代及以后，尽管割据与统一的斗争一再上演，但每次斗争的结局都是国家统一的力量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也自始至终是时代的最强音，自始至终是历史的主潮流，充分显示了秦汉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