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3年初，加方就再也拖延不下去了。这年上半年，中加要开始谈判第二个长期谷物贸易协定，加方估计中方会加大压力，农业部、商业与贸易部着手应付这次谈判，在3月1日提交内阁的联合备忘录中指出：1962年“加拿大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超过从中国进口许多倍，现在要谈判第二个销售小麦长期协议，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表示除非增加中国在加拿大的出口机会，否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小麦贸易，尽管他们承认对加拿大来说一些商品特别敏感”（注：National Archivies, Canada: Record Group 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mland China" （ " Mem.to Cabinet by Min.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and Trade" , March 1, 1963） , March 11, 1963, No.19-63.）。于是，3月11日内阁会议根据联合备忘录和国际低成本委员会1962年12月6日的报告，增加一些“非敏感商品”，同意每年给中国300万美元纺织品配额，取消按美国商品的关税估价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按日商品一样的关税估价基准”（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mland China" （ " Mem.to Cabinet by Min.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and Trade" , March 1, 1963） , March 11, 1963, No.19-63.）。贸易部还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把加拿大自治领纺织品有限公司（ Dominion Textiles Limited） 与瓦巴索棉纺有限公司（ Wabasso Cotton Limited） 一向从美国进口用来进一步加工的各类纺织品改从中国进口（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 " Mem.to Cabinet by Min.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and Trade" , March 1, 1963） , March 11, 1963, No.19-63.）。但是，内阁授权商业部副部长“确定可能准许有限增加中国商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办法”（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 Mem.to Cabinet by Min.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and Trade, March 1, 1963） , March 11, 1963, No.19-63.）。
    这就是说，保守党迪芬贝克政府准备让步，即在实行严格配额制度下开放局部市场。然而，在实行这个小小的让步之前，保守党政府就在1963年4月大选中失败。1962至1963年可谓冷战年代危机迭出的两年，加拿大也处于多事之秋。由于引进美国核武器及古巴导弹危机，迪芬贝克政府与美国肯尼迪政府关系空前紧张，致使迪芬贝克政府陷入严重分裂，顾不上中加纺织品贸易问题了。4月30日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只随便议论了一下，就留给自由党政府去解决了。（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 April 30, 1963, No: 4-63.）
    1963年6月自由党当政后，对纺织品贸易的处理，一开始就比保守党起点高。首先，自由党政府承认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美国纺织品的关税估价标准，“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类似（纺织品）相比，这是一个歧视”，中国会借第二个粮贸协定施加压力，如不让步，“可能不再购买加拿大小麦了”，因而决定从改革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入手，确立贸易转向亚太的思路，要从根本上解决与中国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 May 2, 1963, No: 5-63.）
    1963年6月4至8日，加拿大小麦局与华润公司代表开始谈判第二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及双边贸易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与策略依然未变，以签订第二个协定为筹码施加压力，争取取消纺织品贸易中的歧视性政策，增加纺织品准入量。加方首席谈判代表、小麦局主任麦克纳马拉很快向外交部部长夏普报告说，“中国人坚定地表示，在加拿大取消对中国商品歧视待遇以前，他们不准备讨论购买小麦”。在6月18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夏普要求应当给加拿大谈判代表制定一个明确的谈判路线，提出由麦克纳马拉通知中方：“加拿大准备讨论中国购买加拿大小麦的同时，也要与中国进行其他贸易的谈判”。（注：RG.2, V.6253, Cabinet Conclusions: " Sale of Canadian Wheat to Mainland China" , June 18, 1963.）这年8月双方签定了第二个长期粮食贸易协定，取消按美国产品进口加拿大的关税估价标准，实行对日本、港台的标准，每年给中国750万元敏感纺织品的配额。同时，规定今后加拿大从中国的进口要相当于对中国出口1/3的目标。（注：RG.2, V.6254: Cabinet Conclusions: " Sales of Wheat to Mainland China" , August 21、28, 1963.）此后，两国就开展起了规范化的配额制纺织品贸易，即每达成一笔小麦买卖，就谈判敏感纺织品的配额表以及“自愿配额”的数量。配额逐步提高，到1965年又给予中国同日本一样的配额，增至1000万美元。（注：Vancouver Sun, Jan.17, 1966.）中加纺织品贸易逐步走上正轨。
    中国在1962至1963年纺织品贸易谈判中将小麦贸易与纺织品贸易挂钩，之所以能迫使加方让步，主要利用了当时国际粮食市场的激烈竞争。谈判开始前夏普即已指出，中国需要的加拿大软小麦也可在别处买到，澳大利亚继续把中国当作市场，法国也准备进入，如果美国愿意卖给中国人，加拿大就更没有多少机会了。（注：RG.2, Cabinet Conclusions, May 2, 1963, No: 5-63.）另外，谈判的成功也与汉密尔顿的帮助分不开。在两国纺织品贸易谈判期间，中方一直寻求汉密尔顿的帮助，他也尽了“老朋友”的义务。
    在1962年中加纺织品贸易谈判中，中国根据世界贸易公平原则，以纺织品进入加拿大市场作为继续小麦贸易的条件，从小麦贸易引入纺织品贸易，这对中国意义巨大。中加小麦贸易意味中国恢复与西方贸易的关系，开始了重返西方市场的历程，但小麦贸易最初是中国只买不卖的“单向贸易”，是严重向一边倾斜的不平等贸易（注：《环球邮报》（ " Globe and Mail" ） 1962年8月23日（汉密尔顿文件第122卷第5宗《中国纺织品》剪报）。）。而利用小麦贸易争取纺织品贸易公平待遇的突破，才是中国商品打开西方市场的开端，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返国际市场的起点。
    虽然中国打开了加拿大纺织品市场，但对平衡小麦贸易造成的几十倍的巨大逆差，作用不大。加拿大政府、尤其是汉密尔顿以多边或“三边贸易”的途径帮助中国扩大出口来平衡小麦贸易的逆差。“无论如何，加拿大不可能吸收中国要出售的所有产品，因此任何设想务必以多边贸易为基础，而不能仅靠两国贸易取得平衡。”（注：汉密尔顿文件，第194卷第5宗《中国文章：贸易可能性》（ " China Article-Trade Possibilities with China" 1964） ；汉密尔顿文件，第170卷“班夫会议”宗（ file" Banff Conference: Canada and The Pacific" Aug.22-27, 1966） ：汉密尔顿：《加拿大与亚洲的贸易》（ " Canada' s Trade with Asia" by A.Hamilton） 。）“应该帮助中国在全世界出售产品”（注：汉密尔顿文件，第166卷“出口俱乐部”宗（ " Export Study Club--Toronto" 1964） ：汉密尔顿：1964年12月8日演讲。）。加拿大主要求助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与加拿大友好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接受中国产品，如果中国产品没有达到在加拿大销售的水准，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市场销售。例如，加拿大从委内瑞拉及马来亚进口的商品要比这些国家从加拿大购买得多，它们可以用卖给加拿大的锡和橡胶得到的货币购买中国工厂制品或大米。（注：汉密尔顿文件，第170卷“班夫会议”宗：汉密尔顿：《加拿大与亚洲》。）这样，紧随中加纺织品贸易之后，在加拿大的帮助下，中国也扩大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
    显然是受中加纺织品贸易突破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恢复贸易的鼓舞，中国也加快了恢复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努力。1962年中国开始了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为主的设备贸易谈判，从1963年开始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等9国，签定了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到60年代中后期，我国基本上恢复了同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注：参见李节传编《让中国重返西方市场：阿尔文·汉密尔顿与中国和北美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220页。）这一切都是从中加小麦贸易和纺织品贸易开始的。研究早期中加纺织品贸易史，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既可折射出现在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根源和实质，也可提供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