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暴动与宗族组织间有限度的结合
    农民生活在宗族组织中，这是中共发动暴动时面对的事实，不管中共当时对此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实际行动中都包含了对这一事实的尊重与利用。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排斥陌生人，农民有自己成熟的交往方式，对外交往是以信任度为标尺的，虽然这种信任度具有典型的个人特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陌生人在异乡做革命工作的艰难与危险。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中共发动暴动的组织者都是本地人，他们大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出外学习；在学习或工作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国共分裂后被党组织派回老家工作。革命的危险性、工作的隐密性、关系的可靠性，对发动者的身份生成了限制，同时也给了这些有着秘密身份的党员回乡工作以独特的好处：易于保护、易于发动。非本地人大都以学校为据点，以教师的身份同当地社会融合后来串亲戚交朋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
    中共的发动工作正是在自己的宗族和亲友内进行的，在铜鼓县“各区党组织发展工作，初期多假作游医商贩，走亲访友进行”[12] （p85）；弋阳县订立农民公约：“绝对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利用亲邻关系，秘密发展新团”[13] （p134），从而形成弋阳县农民协会组织发展的特点：亲串亲、邻串邻；[13] （p143）在平和县长乐乡，（注：在长乐乡罗姓属于大姓，按《平和县志》载长乐乡约有人口27000人，而罗姓有4500人，仅次于曾姓5400人。）陈采芹以下坪一所私塾学堂教书先生身份同农民闲时座谈、讲故事来秘密发展农协会，当罗谷香、罗育才响应后，分别在亲戚和相好的农民中进行活动；[14] （p271）陈毅在关于赣南情况的报告中写道：“东固一带是以附近之知识分子（往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为基干，他们在外面加入共产党，受豪绅压迫跑回来，利用家族关系，以东固附近一带山林为基础向豪绅游击。”[15] （p167）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发展的党员还很可靠。
    共产党员的家族优势有利于暴动的发动。弋阳县九区的经济操纵在七区人的手里，弋阳暴动的领导人邵式平是七区人，同时“有相当之势力”，五县会议后决定九区将所有租谷平分并抗债不还，九区有人惧怕七区报复而不敢时，邵式平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七区人将报复之心转向了邵式平，“正月十五遂有刀枪百余来围我家，因我有二枝坏的枪，将其吓退并利用封建势力，罚对方大洋13元以安众”[13] （p571）。宁冈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龙超清家是个有影响力的家族，其父龙钦海曾任县城知事、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江西省长公署顾问、省教育会会长等职，龙钦海的女婿刘克猷也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其父刘应岳光绪二十九年乡试中举、1913年任星子县知事，在当地很有威望。万安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天宇同样如此，其父曾秀升担任过县商会会长，二哥曾振五1919年至1922年当过江西省议会的议员。乡村中这些人的家族优势使他们易于获得支持，所以在万安暴动中能每次召集近万人攻打县城。兴国姓氏观念浓厚，肖姓极有势力，兴国农民运动领导人肖华感到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和发展，他认为这是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的原因。
    宗族组织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分化。宗族的繁衍是一个裂变的系统，家庭总是在不断地阐述他们自身与不同的最近祖先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对于一个具有25代成员的宗族，在12代或者更多的代际，将显示中间裂变的等级。[16] （p65）宗族有强势裂变群体与弱势裂变群体之分，宗族内形成一批“远离宗族权力中心”的人，陈翰笙发现宗族的官员由宗族强势房支提供。宗族裂变出现的等级系统使宗族内部存在“潜在的冲突”，陈翰笙描述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农民受到其控制土地的亲属卑劣对待的情形在乡村中并不少见。
    上述情况意味着宗族内部存在纠纷并且宗族内的一部分（远离宗族权力中心者）失去了宗族的保护，这部分失去宗族温情庇护的人比宗族核心成员易于接受阶级斗争意识而参加暴动。对宗族分化的利用，在东南中国的秘密会社中就已成功，莫里斯·弗里德曼发现秘密会社不仅无视宗族组织，而且往往会在分化的宗族中划分界限，将富人和有地位者与穷人和贫弱者区分开来。[16] （p151）宗族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提供了发动阶级斗争的切入口，赣东北的乐平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全县的姓氏分为13个大的村落，每姓均有几千户农民被文老闾和武老闾（注：文老闾是土豪劣绅的尊号，武老闾是文老闾的保镖。）统治，乐平党组织发现“只要在变宗族斗争为阶级斗争原则之下，也可设法发动”，利用这个缺口，他们打到一个大的村庄上去了，“农民在自动准备推翻该族的的文老闾了”[11] （p213）。
    这些“宗族的叛逆者”在暴动中并非脱离了原有的宗族，所以在中共组织内才会有“封建感情式结合”的情况，也说明家族文化与阶级意识在农民身上可以并行不悖。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地缘因素在内，毛泽东发现暴动中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因居住关系，党在村落中的党组织“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1] （p73）。以至于中共党内为“农民党”问题出现了争论。
    宗族间的斗争也给中共暴动工作提供了契机。乡村中有限的资源常常使他们出现冲突，这种冲突有的规模很大很激烈并很持久，在江西乐平县，杨、叶两姓在1869～1924年间共发生七次械斗，死亡970余人，毁房1000余幢，两姓原有670户，到1949年只剩300户。[17] （p394）强势宗族的压迫在乡村中易引发矛盾，如滕代远观察到在湖南修水县西乡以曹姓为最多，欺压其他姓亦特别厉害；西南乡以莫家为最富最恶，在该两姓的佃农亦特别受苦，对两家愤恨之心亦特别激烈。[18] （p40～41）宗族间的仇恨是持久而强烈的，一些人为着报仇而参加了土匪组织，为着报复一族全体加入中共暴动组织的亦非常多。对弱小宗族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在与强势宗族的较量中处于下风，弱小宗族只有自己连接在一起或者花费一定的代价使自己处于强大邻居的保护之下才能得以自保，[16] （p167）他们参加暴动组织保护了自身并可借机打击强族。
    现实利益驱使一部分宗族参加暴动，所以，在它们的背后，既有经济利益的内容亦有明哲保身的意味，具有投机性。湖北监利县一、二区割据后，全县的负担统统加到三、四区，使他们担负的捐税加重了四倍，一、二区群众的斗争影响了他们，本来三区事先没有党的基础，他们自动利用原有的“十家连”作为党组织的掩护，准备了酒席，请党组织负责人去开成立会。[9] （p175）游击战争发动后，湖北江陵县群众组织迅速扩大，他们都是自己把名册填好了，来与县农协接头，请农协派人去与他们开成立会。他们若能约得三四十人就封一个排长，约得百多人就封一个连长。在福建省，宗族组织同土匪组织结合的情况也说明了利益追求对宗族选择的影响，他们当土匪的办法，都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所以土劣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会在其势力强的地方极力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势力强的地方他们则向我们投降。[7] （p453）在江西省的弋阳、横峰两县，中共发现民众跟着我们的只有一部分，跟着国民党的也有一部分，其余大多数的农民，尚在昏噩之中，谁的武力占据葛源，即顺着谁走。[11] （p296）由投机心理造成的宗族组织与暴动的结合是不牢固的，一旦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清乡”，形势不利时就极易反水，这是当时大量反水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
    总之，宗族组织与中共暴动之间具有结合点，可以为暴动提供支持，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使其倾向于维护既存社会秩序，而反对暴动的破坏，况且当时不具合法性身份的中共所进行的又是同政府相违背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说，两者间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结合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