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族组织：暴动中的壁垒
    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19] （p34）宗族组织给中共暴动同样设置了障碍，如同前述毛泽东对乡村封建势力的无可奈何，在中共为暴动进行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中，宗族组织对中共暴动组织的反抗大量存在。
    一些宗族不准族人参加革命活动，在湖北省进行暴动动员工作的中共党员万涛，在报告中就述及湖北江陵县张家场的张姓掌权的豪绅不准他们的族人加入农协。宗族内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心理特点，他们常以族人的荣誉为自己的荣誉，以族人的耻辱为自己的耻辱。宗族为防止族人加入土匪，会有惩治措施，如萍乡县刘氏宗族规定：“族中子弟有交结非人，奸究不法，归于匪类者，令人祠重处。怙恶不悛，禀官究治。”[20] 由祠堂、族谱、族田、族规等形成的宗族的独立性，不仅仅对中共暴动产生离异，况且中共由于当时不具合法性而被一些人视为“匪类”，这种情况可想而知。
    中共暴动对宗族的首领们威胁最大，暴动中的打土豪、分田地使他们产生恐慌，他们通常即是中共暴动所打击的“土劣”。宗族首领的态度对宗族影响很大。江西于都县马鞍石由几家大姓聚族而居，“各姓的土劣就是各族的首领，他们一声令下，全族的人可以倾巢而出”[15] （p209），当地宗族首领对暴动的敌视使得马鞍石成为北乡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湖北当阳大豪绅孙经武同该区土劣二汤、二鲍连络后，能领导万余农民作反革命工作，向革命的农民进攻。[9] （p38）宗族首领还会利用已有的矛盾造成农民与中共的离异。宁冈县土客籍的矛盾很大，客籍人占领山地，经常受土籍人的压迫，当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国民党在清乡中通常会与族长接头，加以引诱，这些因投机而参加农会的宗族在族长的影响下很容易出现反水，湖北江陵、监利两县在1929年7、8月份就因此出现大量反水的宗族。
    一些宗族在自己内部或者与别的宗族联合建立起反抗的武装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名义组织的靖卫团、挨户团中也多以这种反动宗族组织为主体，他们甚至是出资者，所以在这些武装中很多以一姓为主。他们有的实力很强大，如江西于都县上堡的钟姓靖卫团武装有近八百条枪支，[15] （p170）湖南大庸西教乡熊氏家族拥枪数百枝，贺龙率大部红军于1929年8月围攻熊氏团防，结果攻寨凡7日，大小十余战才将其击溃。[10] （p468）暴动促进了豪绅与国民党政府的联合，江西东固的富豪们不仅向政府报告红军活动情况并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派兵驻剿，[21] （p165～173）一些乡村富豪们在遭到“吃大户”后，出资请国民党正规军来镇压。东固革命发起后，兴国县枫边的地主豪绅胡家照，密石欧阳登赍、欧阳登资等十分仇视，出钱买了20根枪，组织枫边靖卫团，与东固革命相对抗。1928年6月30日，枫边靖卫团探知东固七纵队准备攻打枫边的消息后，一面组织16岁以上的男丁阻击，一面派人赶往兴国搬救兵。当七纵与枫边靖卫团激战时，兴国来的一个连的援兵从侧面袭击第七纵队，使其乱了阵脚而失败。[21] （p126～127）
    中共策略上的失误很容易使宗族走向反抗。如前述江陵县张家场的豪绅不许他们的族人加入农协后，县农协派赤卫队去杀他们，但在行动中一、二同志不明瞭，在当地大呼“姓张的是反动派，见姓张的都要杀”，张姓五百余人，遂全行反动，勾结普济观的军队，时时到赤色范围内烧杀。弋阳县八皇村没有工作基础，同时派去的同志机会主义太深，以致全村反动，反被附近农民捉去杀掉。[11] （p299）
    宗族组织在农民运动中地位举足轻重，可以很容易地使农民聚合在农会或暴动之中，也可以很容易地分散、镇压农民运动，宗族组织的双刃剑角色在福建平和县长乐暴动中体现的很明显。国民党军队路过九峰，需要挑夫，就派差吏到长乐强征，任凭房长和农民苦苦要求，把房长陈连成、农民罗亚和等六人抓去。这件事发生后，不论是农民，还是家长、房长都非常愤怒，这时党站在群众的面前，通过农会团结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了一次强大的请愿示威活动，其后各乡村的农民协会普遍组织起来。但农会的迅速发展对统治者是非常不利的，于是豪绅们转而商议对付农会，他们利用朱、曾、杨三大姓宗族关系，组织几百名反动民团，阻击各乡农会会员并配合保安队镇压农民运动，使长乐农民运动走向了低潮。[14] （p243）
    这种情况在湖北也很明显。江陵县在三个月内发展群众两万以上，尤其是攻下徐李场之后，五天之内就发展四千以上，但失败时，三礼拜全部垮台，来时似潮涌一般，垮台也是一样。巡视湖北鄂西各县的万涛只得感慨“农村群众确是易得易失的”。[9] （p187）虽然其中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显示了宗族组织同暴动间的离异性。
    宗族对暴动的壁垒因宗族的强弱而不同。强势宗族贫穷成员与弱势宗族的同类相比，他们的境况还是要好得多，面对外部世界，他们更为安全，拥有更高的声望，尽管他们被剥削，但他们享受的大量优惠足以使他们继续生活在值得生活的社区。[16] （p162～163）强势宗族农民对共同体的依赖性要强于弱势宗族，会形成更强的凝聚力，通常他们所受束缚也会更大，更难游离出宗族，所以强宗大族对暴动在一般状态下会形成更大的障碍。
    当然这种分析结果不具普遍性，宗族内部具有复杂性，宗族是由人组合的群体，各人所具有的在习性、经验、教育上的差异性，使得宗族间各不相同，在暴动中各宗族的反应会出现“因人而异”的情形，族长的开明与否，族内接受新知识人的数量、地位的差异等都会给宗族反应带来不同的变化。太多的变数对上述结论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是否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种坐在摇椅上的分析不能提供现实中呈现的复杂图景，但我们跳离具体分析的束缚会发现现实中提供的总体图景会给上述结论以支持。
    以闽西永定为例，虽然材料的薄弱给分析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我们无法确知各地宗族的规模和数量，更无法比较，但现有的一些材料还是能揭示出一个大概的面貌。永定“各村居民均依山傍水，以姓氏聚居”[22] （p113），它是古代统治薄弱的地区，罪犯流放地，境内群盗四起，流窜抢劫，使客家人建造土楼聚族而居，以防盗匪抢劫侵袭，后来也有炫耀家族的兴旺的因素。[22] （p842）土楼可以说是宗族势力的见证。永定土楼的分布以南部为最集中，西北部最少（考虑到近代以来土楼被人为毁坏的事实，这种分布理应还能反映客观现实），如金砂及所在的溪南区土楼群即不多，而湖坑、湖雷、抚市、坎市等地都有很多的土楼群，说明了强势宗族在各地的分布情况。中共的暴动是在金砂发动的，金砂是中共党团及群众组织最好的地方，其后才向湖雷和坎市发展。1928年8月，溪南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是福建省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块新天地。
    我们如果注意到1927～1929年间中共暴动的区域分布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在宗族势力普遍的广东、福建省发动的暴动不多，暴动多出现在湖南、江西省的边界地区。如果单从地理环境去解释这一现象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有相似地理环境的闽、赣边界区域为何没有这种现象出现？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宗族组织的强弱、多寡起着重要作用。湘赣边界自清末以来宗族势力已大受破坏，不及闽、赣边界保留的完整，许多宗族分解而产生大量的游民。我们考察红四军、红五军军事力量时也可以发现，湘赣边界是它们力量扩充最快的地方。将湘、赣、闽三省暴动作比较时我们还明显可以看到中间的差异，湘、赣两省暴动的规模比闽省大，影响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