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我们承认中共暴动中宗族之于农民的束缚，但并不是要将所有的农民都纳入这一分析框架之下，并且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不同地域产生的家族文化亦有不同，家族文化之于农民的控制力亦有差别，交通发达地域与偏僻地域的农民在面临外部变革时反应也不会相同，这都会给中共暴动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带来变数，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中共暴动与宗族组织之间的离异与结合要更灵活地看待。
    其次，我们还应看到经济利益之于农民的驱使，它会使宗族组织内部出现分解（尽管这种分解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农民“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23] （p43），但农民也有只看重鼻子尖前的一点私利的“重私”价值观，具体经济利益的引诱会使他们铤而走险。所以中共在认为农民与豪绅如同“两个世界一样”的同时，亦承认农民参加暴动需要条件。中共策略的重心就在于在日常经济斗争中引导他们。中共湖南省委认为：群众之参加暴动，是由于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一步一步地争斗，一步一步地运动，而走上暴动之路的。再加之以我们的煽动，和种种酝酿骚乱局面以及壮大胆量（如造谣）的预备，群众便有无法无天的胆子，可以杀人打战，暴动起来。[7] （p419）这也说明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可以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家族文化的束缚，基于此会有大量的农民自发性暴动存在。
    出于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参加革命的农民，其革命性通常是不稳定的。横峰第一区的农民在暴动初起的时候非常勇敢，但经敌军打击后就不敢革命，并暗中与敌勾结。中共发现造成这种状况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原来第一区的民众经济很苦，稍有余裕即为富翁，暴动起初时，革命者都是贫农，暴动之后，平债、免租，穷农的经济，顿现余裕，于是有些首领，过去是很革命，现在都藏着不出来了。这种情况造成一般民众不但不革命，并且怕革命。[11] （p295～296）在经济利益成为农民判断革命与否的标尺下，反射出了革命中农民的功利性心理。
    在暴动中宗族内部会出现分解，正是这种分解的表象使我们放大了阶级意识的作用，其实对农民来说，能够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诱惑更容易使他们参加暴动，农民的功利性心理比阶级意识所产生的激情更能解释他们参加暴动的原因。同时，正因为农民的革命步伐会受到现实利益的羁绊，宗族在革命的乡村中会依然大量地存在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过去对中共武装暴动的研究似有低估宗族作用和高估阶级意识作用的倾向。实际上阶级意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深入农民心里，而是在乡村中受到阻碍。在暴动中，我们看到集体运动中的农民其理性程度应受到怀疑，对经济利益的需求会冲淡他们对政治目标的追求。其实，当时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决定着农民很难摆脱家族文化的束缚，农民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群体，所以对中共武装暴动的研究，不能忽视宗族组织的影响及作用。在中共武装暴动中宗族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对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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