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见的事例看，与齐地相邻的一些地方并不存在“巫儿”习俗。如吕后家本单父，地近齐地，其长女鲁元公主即嫁给张敖。《汉书·地理志下》说齐地分野“东有淄川、东莱、琅琊、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据《地理志》平帝年间人口统计，这个地区的户口数在130万户以上。若每户的长女都因为家“主祠”而不出嫁，在一个世代中（以25年或更少的时间为限）就有数十万乃至100余万女子独身终生，这个数字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有同样数量的男子无法完婚。在重视家族延续成为社会最基本价值规范的大环境下，也很难设想可以有如此之多的女子孤身在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民“以为俗”可能只是说这个地区仍有长女不嫁者，而不是说所有家庭中的长女都不出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至少在西汉时期这个地区女性独身不嫁者数量必定超过其它地区。
    孙家洲先生有一个有启发性的假设：齐地主持家祭的“巫儿”必定在家中有较高地位，甚或存在操持家政的可能（注：孙家洲：《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文史哲》2003年第3期。）。汉代不同地区的妇女地位存在多大程度差异？差异与经济和文化因素有着怎样的关联？因史料欠缺而显得模糊不清。不过，文化人类学的相关资料似可为推论提供有益的线索。在存在女性献身于神而终身不婚的地区，通常有两个社会特征：首先，这类女性受到广泛尊重，但当其与异性发生关系后，声名就会一落千丈，甚至被处死。如在古代墨西哥尤卡坦，有一种与太阳神崇拜相联系的处女社团，当地少女都要在一定时间内加入该社团，期满之后她们可以脱离社团结婚生子，留下来的人因终生侍奉神庙而备受称赞。如若发现祭祀女子不守贞节，就会被乱箭射死。在秘鲁一些部落，这类女性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若她们失去贞操则要被烧死或扔进湖中。在巴拉圭瓜拉尼人中，如果女巫违反了戒规，就再也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其次，这类女性多从事某项专门工作，这些工作通常较为轻松。如加那利群岛关切人中的“贞女”只为新生儿头部洗礼。毛利族图霍部落的“圣女”（puhi）无需从事除编制衣服之外的任何劳动（注：[芬兰]韦斯特马克（E.A.Westermarck）著、李彬等译：《人类婚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卷，第340～34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的“圣女”或“贞女”虽获得人们的敬重，却并无实际权力，她们不能支配部族或家族的日常生活。如果这些文化人类学资料反映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则我们也可以假设，齐地“巫儿”在家庭中有较高威信，其言行可能会对家庭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但主持家庭的仍然是户主。在正常情形下汉代户主是男性（《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子男是第一继承人，父母和寡妻是第二和第三顺序继承人），因此，“巫儿”的存在不会明显改变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二、祓禊与求子
    孙作云先生在对先秦秦汉时期风俗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观点，即当时的求子习俗与祓禊密切相关，这个意见对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注：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关于上巳节（三月三日）二三事》，载氏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沿袭孙说者如彭维：《上巳风俗流变》，《寻根》2004年第3期。）。然而，当我们分析他提到的依据时，却发现这个判断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作云先生列举了如下资料：其一，《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按照他的解释行浴即是祓禊。其二，《汉书·外戚传上》云：“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帝……独说子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孙氏申论说：“可见汉武帝的祓禊灞滨，是为了求子。”（注：孙作云：《诗经恋歌发微》，载氏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其三，《三辅黄图》云：“百子池，三月上巳，张乐于池上。”其四，《西京杂记》：“高祖与戚夫人，……出百子池边灌濯，以祓妖邪。”（注：孙作云：《关于上巳节（三月三日）二三事》，载氏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坦率地说，我们从《殷本纪》中丝毫看不出行浴、祓禊以及求子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也无法从《外戚传》中看出汉武帝祓霸上是为了摆脱无子的困境。《三辅黄图》“百子池”云云是最能将三月上巳与求子联系在一起的材料，但最多只是十分模糊的暗示，并非直接证据。而《西京杂记》刘邦与戚夫人的故事只能说明三月上巳与求子无关。
    所有关于三月上巳日祓禊的资料都明确表达了其去灾求祥的基本功能。如《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韩诗》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初学记》卷四所引《韩诗》略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16正壹亦有“三月，建辰，除巳”的简文。《续汉书·礼仪志上》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风俗通义·祀典》云：“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艺文类聚》卷四引杜笃《祓禊赋》说上巳日时王、侯、公主和富商大贾在洛水旁建好精美的帷幔，“旨酒佳肴，方丈盈前”，尽情享受。安帝时大将军梁商在上巳日召集朝中官员，在洛水边设盛大宴会，“酣饮极欢”（注：《后汉书·梁商列传》。）。文人则在河畔“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注：《艺文类聚》卷四引杜笃《祓禊赋》。）。他们当然不是为了求子。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到一条与生子有关的三月上巳的资料。《宋书·礼志二》云：“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成觞，遂成曲水。”这个晚出的说法虽不可靠，但至少说明在汉魏以降人们的观念中三月上巳并不宜于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