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其它原因的不举子。包括不愿引起家庭纠纷而发生的不举子（如《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说诸葛瑾“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妻子与人私通生子而不举（如《汉书·文三王传》说清河顷王女刘则与兄私通生子，刘则丈夫知此事，“使勿举”）。这些都是偶发例子。
    在上述六种因素中，最常见、最普遍、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杀婴，多数情形下男女均不举更符合历史实际。《韩非子》、《太平经》所说的现象当然存在，但决不可能普遍，否则一个民族是不会延续下去的。在汉代人心目中，女婴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前引魏谭弃己女养兄子故事，凸现的是魏谭的无私，而非性别因素；《东观汉记》卷十五所述刘平故事则从相反方面展示了同样情景：更始年间天下大乱，刘平弟刘仲为贼所杀。刘平扶母逃难，抱刘仲遗腹女而弃己子，且谓母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曹丕女儿曹淑生未期月而亡，曹丕“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哀痛之情自可见及（注：《三国志·魏书·陈群传》）。睡虎地秦简《日书》有某日“生子男女必美”（甲种12正贰）、某日生子“男女为盗”（甲种43正）；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为育龄家庭提供了生育男婴和女婴的两种选择：“欲产男，置弧矢，口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产女，佩蚕（簪）耳（珥），呻（绅）朱（珠）子，是谓内象成子”；传世汉镜铭曰：“大富保毋五男四女凡九子女宜贤夫男得好妇兮”、“男四女凡九子，便固章利父母为吏高迁”（注：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载《辽居杂著》。）；“五男二女，宜侯王兮”（注：湖北省文管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2期。）。这些文字显然都不含有对女孩子的歧视。政府官员对生育男女也一视同仁，如东汉陈相骆俊对产子之家“厚致米肉”，当地百姓“生男女者，以骆为名”。至于汉代人说的“生男无喜，生女无怒”，只是表达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倾向，却不能证明生女辄杀或“多杀”。而且我们同样能看到相反的事例。如吕公倚重女儿吕雉，张禹自称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庞林之妻“守养弱女十有余年”（注：《汉书·外戚传上》、《汉书·张禹传》、《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等等。在有的地方的某些时期甚至还有重女轻男倾向，《汉书·地理志下》云：“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这里的“今”指朱赣条陈各地风俗的西汉后期，由西汉中前期至此时，大约有一百多年。“多女而少男”，注家多以为是女子比男子多。按，多和少亦有重视和轻视之义，如《汉书·张耳陈余传》：“上多足下，故赦足下”，“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虖！’”等等。此处“多”与“少”似理解为重视和轻视更妥贴。历史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将某种现象极端化和绝对化。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和《居延新简》记录了一些家庭成员构成，以有完整记录的简文计，有25个家庭（未婚以兄弟姊妹计），子女有46人，其中女儿22人，儿子24人（见文末表，表中简称《合校》和《新简》），分别约为总数的47.8％和52.1％，平均每个家庭有0.88个女儿和0.96个儿子。女儿和儿子在家庭中的数量和比例相近。散见于传世文献的家庭成员例子有：王仲有1男2女；淳于意有5女；梁孝王刘武有5男5女；卓王孙有1男2女；卫某有2男3女；昌邑王刘贺有22人，男女各11人；冯奉世有9男4女；史丹有子男女20人，其中“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则是有女11人；朱博仅有1女；三老通有9子2女；贾武仲有女4人、梁竦有3男3女；戴良有女儿5人；郭辅有4男3女；李翊有3男2女；甄逸有3男5女；王子雅有三女无男（注：王仲见《史记·外戚世家》、淳于意见《史记·仓公列传》、刘武见《汉书·文三王传》、卓王孙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卫某见《汉书·卫青传》、刘贺见《汉书·武五子传》、冯奉世见《汉书·冯奉世传》、史丹见《汉书·史丹传》、朱博见《汉书·朱博传》、三老通见《三老讳字忌日记》碑、贾武仲见《贾武仲妻马姜墓记》、梁竦见《后汉书·梁商列传》、戴良见《后汉书·逸民列传》、郭辅见《隶释》卷十二《先生郭辅碑》、李翊见《隶释》卷十二《李翊夫人碑》。甄逸见《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书》、王子雅见《水经注》卷三十一“济水”条引王子雅碑文。）。刘秀父母生有3男3女。其中女儿74人，儿子63人，分别约为总数的53％和47％，平均每个家庭有4.2个女儿和3.7个儿子（每个家庭子女数目较居延简多，与统计样本中贵族家庭较多有关），女儿的比例还略高于儿子。这两组统计样本当然很不完整，也不能概括全局，但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人养育女婴的情形。我们注意到王子雅养育了3个女儿，淳于意和戴良分别养育了5个女儿，贵族如昌邑王刘贺和史丹则分别养育了11个女儿。王子雅“家累千金”（注：《水经注》卷三十一“济水”条引王子雅碑文。），淳于意和戴良家境也不错，这似乎意味着，只要经济状况允许，女婴便可以存活下来，汉代以后文献对溺婴现象记录更丰富，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情状。陈广胜先生搜辑了宋代不举子资料（注：陈广胜：《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如江南东路“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八。）；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注：朱松：《韦斋集》卷一0《诫杀子文》。）；民人生子“若女则不待三，……才产即溺之”（注：王得臣：《麈史》卷上《惠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汉代人大概在如下情形中不举女婴：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女儿过多或只有女儿。汉人有“盗不过五女门”谚语（注：《后汉书·陈蕃列传》。），似可与宋人举女“不待三”相应，或可作为汉代人不举女的常见界限。总之，汉代杀婴现象的确常见，但不举女婴程度却不像我们以往估计的那样严重。同时由于男子的XY染色体结构比女子XX染色体结构要弱一些，抵御疾病能力较差，男婴的死亡率要高于女婴（注：据现代医学统计，男性在胎儿期的死亡率较女性高12％，男性在新生儿期的死亡率较女性高130％，在新生儿期，男婴更容易患严重的细菌感染，以及主动脉和肺动脉畸形。参见[美]科克汉姆（Cockerham,W,C.）著、杨辉等译：《医学社会学》（第7版），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因此溺杀女婴没有过大地影响到性比例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