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于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一方题为《集簿》的木牍，上面记载了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简牍整理者认为这方木牍“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的底稿或副本”（注：《尹湾汉墓简牍·前言》， 中华书局1997年9月出版。以下凡引此书处，不再注。）。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当也是与上计有关的资料。这批文书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专家。
    一墓主师饶其人
    尹湾6号墓中为什么葬有与上计有关的文书资料呢？ 回答这一问题，必需先弄清楚墓主师饶其人。
    6号墓中藏有随葬品10件名谒和衣物疏证实，死者姓师名饶， 字君兄。西汉成帝元延年间曾任法曹、功曹史等职。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注：《后汉书·百官志书》。），即负责一郡吏员考绩、升迁等事务。虽百石小吏，但地位重要，被视为吏员中的“主吏”（注：《史记·高祖本纪》：“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郡之极位”（注：《汉官仪》：“督邮、功曹，郡之极位”。）。汉代郡县属吏，均由郡守、县令任命。这位功曹史师饶，自然是东海郡太守的亲信。
    从墓中的随葬品看来，这位功曹史也非平庸之辈。6 号墓出土的简牍，除行政文书外，还有文学作品和各种术数资料。一篇题为《神乌赋》的作品，不仅词句典雅，且多处引用《论语》、《孝经》、《诗经》、《礼记》、《周礼》、《淮南子》等典籍（注：《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乌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第1期。）。这篇660余字长的佚名汉赋，无论是否墓主本人的著作，作为陪葬品，足以显示死者的爱好和具有的较高的文化素养。墓中存放的10方名谒，是师饶与东海郡太守、沛郡太守、琅邪郡太守、长安令、楚相，以及容丘侯、良成侯等地方高级官吏和社会名人互致问候、交往酬酢之物。这表明此公交游广泛，地位显赫。
    了解墓主师饶的上述情况，不难判断出他与这批上计文书的关系。一般说来，作为陪葬的物品，总是与墓主人有某种特殊情结。就职掌而言，任功曹史的师饶与一郡的上计事务，并无直接关系。他如此珍爱与上计有关的文书，死后将其置于身旁。很有可能是因为生前曾参与过该《集簿》的编制，或担任过东海郡的上计吏。从以上所述情况看来，功曹史师饶，以其在郡府中的地位、文化水平，以及与太守的关系，都能胜任郡上计吏一职。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我们对于汉代上计制度，就会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二上计制度
    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这种考评地方官的方式古已有之。秦汉时已有较完备的制度。汉代并颁布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可惜该律早已不存，而今仅见一律目（注：《周礼·春官·典路》：“大宾客亦如之”。注：“亦出路当陈之”。郑司农云：“‘汉朝《上计律》：‘陈属事于庭’。”）。本文仅根据有关史料，对汉代郡国上计的几项主要制度，略述如下。
    （一）上计吏的选派
    汉代，上计吏非常任职务，必要时由郡太守临时委派。《后汉书·百官志五》云：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可见此“吏”不是专门职称。否则必然会写明“遣上计吏”上计。严耕望先生已有此说，本文从之（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不过两汉时期，具体担任此职者，有所变化。最初曾规定由郡丞奉计京师。《汉书·严助传》：“愿奉三年计最”。如淳注：“旧法，当使丞奉计”。又如《汉书·朱买臣传》：“坐中惊骇，白守丞”。张晏注：“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也就是说，由丞代理郡守，率长吏、计史等，奉计京师。颜师古同意此说，并解释道：“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但是，实际上又多由长吏（或作长史）代丞上计。以下诸条记载均作如是说：
    《汉书·黄霸传》载，京兆尹张敞奏霸：“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又：“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
    《汉书·王成传》载，宣帝“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
    《后汉书集解·百官志一》注引《汉旧仪》：“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遣敕曰：‘诏书数下，禁吏无苛暴。[守]丞长史归告二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