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期间，除参加祀典之外，上计吏有时还会受皇帝召，对答所问郡中的有关问题。如《汉书·王成传》载，宣帝“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再如，《汉旧仪》载，皇帝曾下诏令御史敕问计吏的具体问题：“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对上”。有时皇帝还亲自询问计吏。如：《后汉书·张堪传》载，“帝（光武）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
    3.上计的时间
    有关上计的几个时间，史籍上本有明确记载，有人不解其间的区别，将其混为一谈。兹分述如下：
    一是“计断”时间。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所谓“计断九月”，即每年度的各项统计数字至九月底截止。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底也就是岁终。汉代承袭此制。太初改历后，也仍然是“计断九月”。对此，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解释的很清楚。他说：“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朝会在十月，计吏自不得不以九月为断。自太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计文书仍断于九月者，计吏岁尽即诣京师，不及候至十二月。郡国之远者若必断于岁尽，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会，故断于九月”（注：沈家本：《汉律摭遗·上计律》。）。
    一是起程赴京上计时间。《后汉书·百官志五》云：县、邑、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岁尽遣吏上计”。也就是于“岁尽”令上计吏起程赴京上计。此处没规定具体的日期，因为起程具体日期，应以各郡国离京师路程远近而定。路远的动身早，路近的动身晚，以能按时参加正月旦之朝会为宜。李贤于“岁尽遣吏上计”之后，引卢植“计断九月”之说，不妥。这样就将计书统计数字的日期与动身起程赴京的时间混淆了。
    一是受计时间。此项，史籍中未见有明确记载，可能就在朝会之后。《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又：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这两次的受计时间和地点，均非常制。沈家本的解释可备一说：“受计当在京师，甘泉距长安不远，武帝常驻跸之所，即与京师不异。惟泰山非受计之地，而郡国计吏咸集焉，殆当日行幸之年，正月无朝会，而诸侯之来朝者并集于行幸之处，而计吏亦咸集欤”（注：沈家本：《汉律摭遗·上计律》。）。就是说，这一年春因武帝行幸泰山，于是就便在此受计。除此之外，在泰山受计还有一层原因在于，封禅是帝王为表明自己受命于天所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典礼，此时此地，令计吏报告工作，自然是为了显示皇帝的神圣地位和统治能力。
    （三）统计制度
    上计文书，是一册通篇统计数字的文书。这些体现着地方行政长官一年政绩的数字，是朝廷考核官吏劳绩的依据，也是制定一国施政方针的重要参政资料。因而计书中所立项目、统计数字必须统一、精确、真实。为了使得从地方基层，经过县，到达郡的各项统计达到上述要求，秦汉时已经制定种种制度。从而使我们在今天仍可感觉到，这些统计不是乱杂无章，而是井然有秩。秦汉简牍中见到的一些法令条文，即是计书中的统计精确、真实的法律基础。例如，为了保证全国各地对谷、稻产量计算的统一，秦《仓》律规定：
    稻后禾熟，计稻后年。
    这就是说，稻与谷的收获时间不同，晚稻的收获可能在来年。“计断九月”，因而只能将稻的产量数额，记在下一年度的帐上。
    为了避免统计发生重复，秦律对于某些特殊的钱粮支出如何统计，有具体规定：
    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
    此律颁行于秦置郡以前，因而各县直接向中央机关上计。“食者”，指中央列卿所属“都官”在各县领取口粮者。所以该律规定，各县计吏上计簿时，应将都官在县领取口粮和其它费用者的名籍一并呈上。都官应在结账时核对名单，以免发生差错。有此规定，各机关在统计谷物这类支出时，就避免了重复统计。
    汉简中有关资料说明，为了确保计书中呈报的事实与数字准确不误，郡府十分强调各县对呈上的计簿要经过认真校对、核实。汉简中有以下简文：
    ①□长丞拘校，必得事实。牒别言，与计偕如律令，敢告卒人。掾定、属云、延寿、书佐德（注：《居延新简》E·P·T53:33A、B）。
    ②拘校，与计簿相应（注：《居延新简》E·P·T52:576）。
    ③卅井言，谨拘校二年十月以来计最。未能会，会日谒言解（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430.1,430.4）。
    ④书到，拘校处实， 牒别言（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317.6）。
    所谓“拘校”，即“鉤校”，“乃钩稽比较之意”（注：于豪亮：《居延汉简丛释》，《文史》第十七辑。），也就是校对、核算。将以上四条简文综合一起来看，即郡府命令所属地方基层、各县对上计文书要认真核对。发现错误，要查出原因，所谓“拘校处实”、“必得事实”。并要另附文书说明，所谓“牒别言”，与计簿一并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