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初期，较注意赈济贫困。文帝曾提出“方春和时”，“赈济孤独穷困之民”（注：《汉书·文帝纪》。）。此后遂为制度。《后汉书·百官志五》本注曰，凡郡国“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何为“乏绝”？刘昭注引《礼记·月令》疏曰：“暂无曰乏，不续曰绝”。如此说来，春季青黄不接之际，郡国应赈济贫困农户。这就是所谓的“因时施政”的“时令”。也就是《集簿》说的“以春令成户”。为何名曰“春令”呢？此词系仿《礼记》中的“月令”而来。《礼记·月令》疏引郑氏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春令”，即随春时而行令，表示按汉代制度，“振救乏绝”是郡太守春季应实行的政务。所以，汉时有太守“行春”之说（注：《后汉书·郑弘传》、《周章传》等。）。综上所述，可知《集簿》所说，“以春令成户”。若干，即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若干。为此用谷7951石，8斗余。平均每人发放谷二斗八升多。显然， 这是东海郡实行的一项“仁政”，上计文书中岂能没有。
    3.矜老幼、尊高年。
    《集簿》中关于矜老幼、尊高年的内容，有以下两项：
    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
    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这两项虽然是人口年龄统计数，但却不是陈述人口年龄构成问题。从其统计方式看，可能是呈本郡“矜老幼、尊高年”成绩。试分析如下：
    ①将“八十以上”和“六岁以下”年龄的人口列为一项，并相加出总数，只有一种用途，即为了陈述贯彻、执行“矜老幼”的刑法政策。汉代，标榜奉行《周官》所谓的“三赦”主张。据颜师古解释，幼弱，即七岁以下。老眊，即八十以上（注：《汉书·刑法志》注。）。此年龄段内的人犯罪，可减免刑罚。据此主张，景帝后三年下诏：“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宣帝元康四年下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成帝时也有此类诏令并将赦宥幼弱年令的下限“八岁以下”改为“七岁以下”。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注：《汉书·刑法志》。）。《集簿》在此项虽未作文字说明，但其统计方式，是要表述东海郡在司法中贯彻宥幼弱老年政策的情况。
    ②《集簿》将“年九十以上”和“七十以上受杖”数相加，并说明此两者的人数“多前”若干，自然是在陈述东海郡本年度执行“尊高年”政策的成绩。此事不必详述。仅有一点值得一说，《后汉书·礼仪志中》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辅之糜粥”。有人据此而认为，汉代凡年七十者，均授杖。从《集簿》的统计数字看来，并非如此。据《集簿》所记，“年九十以上”11670人，“年八十以上”33871人。而“七十以上受杖”者2823人。如果说，年满七十就受杖，那么此受杖人数，大大少于九十、八十者。这是不可能的。“受杖者”只能是“七十以上”人的一部分。《礼仪志》说，“七十始受杖”，当另有其它条件。
    （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
    《集簿》中专有一项说明“三老”、“孝弟”、“力田”人数：
    县三老卅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孝弟、力田各百廿人。凡五百六十八人。
    三老，汉初即置。高帝二年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注：《汉书·高帝纪上》。）。关于孝弟、力田，文帝十二年始置，并同时规定按人口比例选择之，“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注：《汉书·文帝纪》。）。《集簿》中的乡三老，是一乡一人。孝、弟、力田，是按人口比例置定的。《集簿》中的三老、孝、弟的设置，有两点值得注意：
    1.《集簿》将三老和孝、弟、力田列为一项，并没有将其列入县、乡吏员。《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也没将三老列入县乡吏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与此不一致。将三老作为乡官，与其它乡官列在一起：“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2.从《集簿》中的县、乡三老，以及孝、弟、力田的总数来看，孝、弟是分开的。这与文帝十二年诏，以及其后西汉有关诏令是一致的。而东汉时有些诏令则与此不一致，将“孝弟”作为一员。明显的例子有东汉明帝即位诏：“赐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注云：“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又：元和二年诏：“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也是将“孝弟”作为一员，显然有误。
    三老“掌教化”，职在“帅众为善”。置孝、弟、力田，也是为了“劝导乡里，助成风化”。《集簿》列出本郡三老、孝、弟、力田数目，作为上计文书的一项内容，意在表明郡太守也很重视当时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