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家的某些善举只是一个方面。汉代赋税制度表现出年龄趋小态势。秦情形无考，汉代儿童缴纳口钱凡三变。《汉旧仪》卷下述汉代人口税云：“算民，年七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则是武帝以前自7岁出口钱二十。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涉及到缴纳算钱和口钱，其中口钱在算钱之内，由成人缴纳，其中市阳里和郑里二月至六月间收一次口钱，每算十钱。或推测一算在全年所缴纳的口钱不超过二十钱（注：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若能成立，则与《汉旧仪》所述相同。但是否能据此认为武帝之前算钱和口钱不分，仍然根据不足。武帝时增加三钱，时间可能在盐铁官营以后。《汉书·禹贡传》载元帝时贡禹上书说：“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此为《汉旧仪》所未载，实行时间应与加口钱相近，或者就是同一项措施。则是武帝中期以后年龄提前到三岁，口钱增加到二十三钱。此为第一变。元帝采纳贡禹意见，将出口钱的年龄调整到七岁。直到东汉末年以前依然是“七岁头钱二十三”（注：《论衡·谢短篇》。）。此为第二变。《水经注》卷三十八注引《零陵先贤传》云：“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则是汉末将征取口钱的年龄提前到一岁。此为第三变。最为常见的情形是七岁始出口钱，人年二十三钱。这个数目似乎并不多，但若是子女众多，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压力。而纳税年龄的提前，则加剧了弃子现象的出现。文献关于出口钱而弃子的两则描述，均发生在年龄提前之后：《汉书·禹贡传》云，武帝令三岁出口钱后，“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汉末令一岁出口钱后，有的地方“民多不举子”（注：《水经注》卷三十八注引《零陵先贤传》。）。类似事情三国时仍可见到。《三国志·吴书·骆统传》说吴赋税深重，百姓“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相应的成本，而幼儿只是纯粹的消费者，不创造任何价值，家庭对其养育是没有时下经济回报的纯粹支出。按照居延汉简政府对戍卒家庭的口粮供应标准，2～6岁的未始男女的月口粮分别是一石六斗六升大和一石一斗六升大，则一年分别约为20和14石谷，折合为钱大约为2000钱和1400钱。《汉书·食货志上》李悝说五口之家的衣装开销平均每人大致一年三百钱，未始男女以成人开销的1/3即一百钱计。儿童极易遭受各种疾病袭扰，如汉代人所说“婴儿有常病”（注：《潜夫论·忠贵》。），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应当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假定每年医药费用为500钱，则从2岁到6岁的五年间一个儿童的衣食和医疗费用大致为13000钱（男）和10000钱（女）。这应当是养育一个6岁以下儿童的最低成本。前面我们提到政府免除新生儿父母人头税，最高时也不过一年240钱，且只限于三年（母亲）和一年（父亲），这点补偿对减轻新生儿和幼儿家庭经济负担是极为有限的。这正是政府对新生儿家庭优待政策不能阻止不举子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应当提到的是，汉代社会奢靡的婚娶风气，造成婚嫁开销过大，因此一些新婚夫妻无力养育子女，只好将其抛弃（注：《汉书·王吉传》。）。从技术角度看，由于当时缺乏避孕知识和手段（注：关于汉代社会缺乏避孕的讨论参见李贞德：《汉隋之间的“生子不举”问题》，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6卷第3期，1995年9月。又，在古代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和现代社会的某些原始部落，由于生计所迫，缺乏必要的避孕知识，不举子也是维持人口平衡的基本手段。如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虽了解某些避孕知识，但人口稳定主要是由于婴儿大量死亡才得以维持。参见[以色列]苏拉密斯·萨哈著、林英译：《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新几内亚阿拉佩什人也因食物短缺抛弃新生儿。参见[美]米德著、宋健等译：《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人们几乎不能中止妊娠，不举子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中止妊娠。概言之，经济因素在是否养育子女的权衡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因饥荒战乱等而无法养子。如《东观汉记》卷六记东汉章帝宋后出生于王莽末年，因“遭世仓卒”，曾被其母“弃之南山下”。《后汉书·虞延列传》云：两汉之际天下大乱，虞延有从女弟在孩乳，“其母弃之沟中”。《后汉书·侯霸列传》云：王莽败，淮平大尹侯霸保全一郡，后更始征召侯霸，“民乃至诫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东观汉记》卷十五云：魏谭有一孤兄子，年一二岁，又生有一女。忽遭饥馑，“念五谷食，终不能两全，弃其女，养活兄子”。
    其四，因性别而发生的溺婴。《韩非子·六反》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太平经·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云：女子“不足筋力养有余也，少者还愁苦老者，无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杀之也”。这两段概括性的描述表明，从战国到东汉末年，溺杀女婴的现象的确存在。或以汉代女子多有名“弃”、“捐”、“捐之”者为不举女婴之证（注：刘增贵：《汉代妇女的名字》，《新史学》第7卷第4期，1996年12月。）。但男性中也有类似名字（注：传世文献有贾捐之，汉简有名“捐之”之男子，见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4册，简776。），更重要的是，名“弃”、“捐”、“捐之”的女性都存活下来，不能以此证明溺杀女婴的普遍。也有学者根据汉代不举五月五日子等习俗认为，汉代也有生男勿举之俗（注：李贞德：《汉隋之间的“生子不举”问题》，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6卷第3期，1995年9月。）。实际上，这些材料中的“子”包括男性和女性，应劭说俗信“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注：《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引《风俗通义》。）即为明证。故而当时也不存在生男勿举之俗。
    其五，因服丧而不举子。《风俗通义·正失》云：“俗说：元服父字伯楚，为光禄卿，于服中生此子，时年长矣，不孝莫大于无后，故收举之，君子不隐其过，因以服为字。”应劭虽辨明此事不确，但亦可见当时忌讳服中生子，甚者或有不举服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