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曹聚仁。曹在一年后写的回忆录《北行小语》中讲到这次会见时说：毛泽东已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言知。在毛泽东会见后，曹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商谈和平统一大业。在此期间，中共利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
    1957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6日，中共中央以彭德怀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多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0月25日，中共仍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之间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你们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曹聚仁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一直到1965年夏才有了成果。蒋经国奉命从台北到香港接曹聚仁到台湾与蒋介石见面商谈。曹聚仁在赴台北前，曾直飞北京，与中共高层商谈了谈判大纲，然后匆匆赶回香港，蒋经国在香港到台湾的轮船上与曹聚仁密谈。船抵台湾后，第三天蒋氏父子与曹极秘密地进行了会谈，几次商谈，谈妥了双方同意的六项条件：
    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驻地。
    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发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能接受的。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②
    但是，1966年夏，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蒋家父子改变了主意，祖国统一的谈判由此中断了。
    三、1979年以后，中共再次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指导下，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从此，解决祖国统一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我们恳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并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座谈。出席的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拥护，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1月5日，邓小平在出访美国前夕，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国共双方举行和谈的愿望。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和建议，即：（1）举行两党的对等谈判，为此可先派人接触；（2）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等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以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这九条方针实际上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意思。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还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回顾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过程，他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前主要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