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政治势力的扩张，入关以后满文一跃而为清朝“国语”，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满文通过教育的手段向民众普及，教育为满文出版活动的展开提供了需求空间，满文出版又反过来作用于满文教育，促进、推动满文教育向前发展，在清代前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满文使用范围日益广泛，不但促进了满族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满族文化人才，而且还留下了大批的满文文献，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研究，现在尚属于开创期，只有黄润华[1-5]、滋阳[6]、王汝梅[7]、季永海[8-9]、武亚民[10]、[意]斯达理[11]、吴修琴[12]、李士娟[13]曾有过不多的论述，本文试图再做进一步探讨。
    一、顺治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兴起
    关外时期，皇太极“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14]13为改善“无书”的窘况，皇太极除向朝鲜索求《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诸书，[15]38，61-62①还命达海继续进行翻译汉籍的工作。惟达海于天聪六年(1632)完成“详定国书字体”工作未久即病故，“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16]189对于翻译汉籍的内容，汉官们建议：“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14]24“如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如要益聪明智识，选练战攻的权机，则有《三略》、《六韬》、《孙吴》、《素书》等书。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14]71因此，“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更可造练人才以需后用”，[14]24-25或“宜选汉人通经史者二三人，金人知字法者三四人，将各经史通鉴，择其精要有俾君道者，集为一部，日日讲明”，“此举约该博、执要贯烦之法，工夫极简明便易”。[14]115皇太极指出：“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辞，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堕，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17]第2册，303当时应是流行翻译野史，太宗特申禁译之令，“命文馆译宋、辽、金、元四史”。[18]第2册，50四史的翻译，是有选择的，并非全貌。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赍有加。”[18]第31册，9348顺治三年(1646)，祁充格等人将满文辽、金、元三史刊刻成帙，这是清入关后首次刊印的满文图书，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满文刻本。三部书分别为8、9、14册，书框高26.5厘米，宽19厘米，每面8行，包背装。顺治年间的宫内刻书，应该是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经厂设在西安门内，明代归司礼监掌管，嘉靖年间刻字、刷印等各类工匠已达1200多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印刷厂。顺治年间官方正式刊行的辽金元三史、《三国演义》以及新译的书籍《洪武宝训》、《诗经》、《表忠录》等，可能是由经厂主持刊印的。这些书仿明经厂本式样，均是大开本，包背装。从满文文字看，顺治年间刻本的字体刚劲古朴，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的残存风韵，与康熙刻本的字体有较明显的区别。
    顺治三年(1646)刊印的满文图书《洪武宝训》(一名《洪武要训》)，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的。辽金元三史在关外已经译讫，《洪武宝训》是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借用刚刚被推翻的明朝开国皇帝的训词来教训满洲贵族，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刚林，满洲正黄旗人，瓜尔佳氏，字公度。早年在郡王阿达礼下任笔帖式，掌翻译汉文事。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举。崇德元年(1636)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五年(1648)，赐号“巴克什”。他曾负责校对《辽史》、《金史》、《元史》和《三国志》的满文译本。《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19]第3册，209顺治帝并据其形式编纂《太祖圣训》、《太宗圣训》。
    《三国演义》的权谋、战略深受满族统治阶层的喜爱。[20]441-456努尔哈赤“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2]721天聪朝汉族降臣王文奎，在天聪六年(1633)九月的一份奏文中提到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的情况。其奏曰：“汗虽睿智天成，举动暗与古合，而聪明有限，安能事事无差？且汗尝喜阅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14]24王文奎似乎觉得皇太极太偏爱《三国演义》了，劝他要读一读《四书》及史籍之类的书。其实，也正是皇太极对《三国演义》的偏爱，在天聪朝就命达海开始翻译《三国演义》。《啸亭续录》“翻书房”记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22]397②昭梿所记恐有误，因为《清史稿·达海传》说达海38岁卒，“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18]第31册，9257《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完成者当是满洲学士查布海等人，他们是遵多尔衮之命翻译的，并于顺治七年(1650)完成。《顺治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七年四月)十八日。以翻译《三国志》③告成，赏赐內翰林院大臣。赏予大学士范文成巴克什、刚林巴克什、祁充格、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宋权七大臣带彩鞍、雕辔、后鞦、攀胸、缇胸、翠蓝布制鞍龙、红毡马韂之头等马各一匹、银各五十两。赏学士查布海、苏纳海、王文奎、伊图、胡理、清泰、来衮、马迩都、赫德④九人无鞍二等马各一匹、银各四十两。赏内弘文院主事能图、叶成格、曹皮、铿特依、杜当、布尔凯、侍讲学士吕宗烈、侍读学士张皮机、典籍官王丛庞九人银各四十两。赏博士科尔科岱、霍斯霍利、尼曼、苏和、奇同格、芒色、霍托、穆成格、周有德、必利科图、国史院博士图巴海、秘书院秦达浑臣十二人银各三十两。赏笔帖式翁国顺、额斯黑、高利、马齐兰、乌勒扈、穆成格、必利科图、严楚兰、阿希图、国史院笔帖式朱臣十人银各二十两。”[23]80顺治七年满文《三国演义》前面载有摄政王多尔衮的谕旨：“皇父摄政王旨。谕内三院：着译《三国演义》，刊刻颁行。此书可以忠臣、义贤、孝子、节妇之懿行为鉴，又可以奸臣误国、恶政敌朝为戒。文虽粗糙，然甚有益处，应使国人知此兴衰安乱之理也。钦此。”[24]还有大学士祁充格⑤等给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奏章：“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谨奏：我等恭承皇父摄政王谕旨，校勘《三国演义》，学士查布海、索那海、伊图、霍力、庆泰、何德翻译，主事能图、叶成额等恭抄缮写，主事更泰等与博士科尔科泰等恭抄，成二十四册，分为六函，颁行于众，为此谨奏。总校：大学士祁充格、范文程巴克什、刚林巴克什、冯铨、洪承畴、宁完我、宋权。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24]这个奏章与《顺治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八旗艺文志》中还有和素译《三国演义》的记载。
    《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本翻译的满文小说，但由于朝廷的重视和译校者翻译技巧的高超，“译文通达优美，准确易懂，朗读上口，颇得原书神韵，至今锡伯族谚云：‘通读三国，可为贤人。’”[24]前言“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25]514⑥清入关前后这么重视译印《三国演义》，显然不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可以此书为兵略，作为兵书战策的典范，与汉文古典军事名著《六韬》、《三略》、《黄石公素书》一体看待，从中汲取作战谋略，通过阅读此书译本来学习兵法。关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凡是满族统治地区，都普遍建起关帝庙。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关羽父祖三代为公爵，命“天下府州县卫等地文武守土官，春秋二祭如文庙仪制，牲用太宰(牢)”。[26]400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关帝历代尊崇，迨经国朝尤昭灵贶”，故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27]10887
    顺治帝“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辑为《资政要览》。[28]2-3顺治帝还御纂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并往往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劝学文》(顺治十年)、《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御纂内政辑要》、《太上感应篇》(顺治十四年)，以及《范行恒言》、《内则衍义》等。颁行满文本于八旗之中，令满族官民学习，加强伦理道德教育。顺治帝认为：“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满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满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停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满书。”[19]第3册，658-659宗室子弟在不学汉文的情况下，犹能对汉文化有所了解。顺治一朝所刻满文图书现存有18部。
    顺治十三年(1656)内府刻满文本《表忠录》，所辑为明嘉靖年间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两篇著名奏疏的全文，劝勉官员学做忠谏之臣。[29]254-255
    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根据明律参稽满族的旧法编修清律。次年三月，修成刊布，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帝的序文说是“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基本上是明律的重刊，加进了满族旧制的内容。
    顺治十一年(1654)同时出了两个《诗经》满文译本，一个是内府刻满文本，另一个是听松楼刻满汉合璧本。有关翻译者的资料不多，杨钟义撰《雪桥诗话续集》记载，鄂貌图曾译过《诗经》。鄂貌图“幼善骑射，稍长，即嗜经史，崇德戊寅，拔一等秀才，赐布帛。太宗不时召见，讲译经史。辛巳，初译制科，应举居第一，赐顶带，入内院，校译会典。世祖入关，与扈从，授秘书院侍读，奉命编纂两朝实录，译通鉴及诗、礼二经。卒于顺治十八年，葬卢沟桥西之太平桥”。[30]78鄂貌图的诗歌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有诗集《北海集》，满洲学士铁保所集《白山诗介》[31]中曾收入他的诗多首，清初王士祯评论说：“满族文学之开，实自公始。”作为清初的翻译举人，作为酷爱诗歌的诗人，翻译《诗经》应是顺理成章的。鄂貌图所译的《诗经》当是顺治十一年(1654)内府刻满文本，共10册20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所藏顺治十一年(1654)听松楼刻本，为满汉合璧本，共6册6卷，是最早出现的满汉合璧本。版框高22.8厘米，宽14.6厘米，上半面是满文，9行，版框高13厘米，下半面是汉文，也是9行，版框高9.8厘米。扉页有牌记“新刻满汉字诗经”，满汉文分别左右，中间署“听松楼藏板”，首页为满文御制序。中缝汉字题“满汉诗经”。像这样满汉文分别上下刻印的图书仅见于清初，以后都是间行刻印。南京听松楼刊印的《诗经》，是现在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满文坊刻本。
    “阿什坦，字海龙，满洲正黄旗人，姓完颜氏，金宗室之苗裔也……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以通满汉文，选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时天下初定，满汉人文渐盛，凡公事兼用满汉文。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及《通鉴总论》、《太公家教》等书，刊行之。当时翻译者咸奉为准则。即止通满文者，亦得藉为考古资。九年壬辰科初设满洲科，遂中进士。廷试第二甲第三名。是年升授刑科给事中。”康熙帝誉之为“我朝之大儒”。[32]5338-5340阿什坦一生译著多为经史，并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对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不大感兴趣。特别是当清入关后的顺治初年，“时稗官小说盛行于世，满洲人亦纷纷翻译”，他曾上奏皇上禁止翻译此类书籍：“近见满洲译书内，多有小说秽言。非惟无益，恐流行渐染，则人心易致于邪慝。况圣贤古训，日详究之，犹恐不及，何暇费日时于无用之地？臣请皇上谕八旗读书人等，凡关圣贤义理、古今治乱之书，仍许翻译，此外杂书秽言概为禁饬，不许翻译。”[32]5339
    据《东华录》卷五及《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七记载，宛平汉人王熙“精通满文”，译有《人臣儆心录》等书，以其“习满书拔前列”受到顺治帝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