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雍正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发展
    雍正年间，满文图书的翻译出版继续发展，只是满文刻本的种类与数量都显得较为单调、稀少，但在内容上也反映出雍正年间政治上的一些特点。如胤禛即位之初颁布的满汉文《朋党论》(雍正二年)、《雍正上谕》(雍正二年、三年)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等，反映了削弱王公旗主权势，加强皇权统治的一个侧面。《圣谕广训》为清圣祖玄烨撰，世宗胤禛释。顺治九年(1653)，顺治帝就颁布有《六谕》：“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焉”。共计24字。要求八旗官员每月朔望召集兵民加以“申明诫谕”。康熙帝自幼习经史，接受汉族文化传统，推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理学，他仿效明太祖，力图将理学普及于全社会，变为足以“教化人心”的百姓日用之学。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谕说：“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于是将顺治六谕扩展为“圣训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33]第4册，461将其“通行晓谕八旗包衣佐领”，“切实遵行”。平定三藩之乱后，为稳定社会人心，更加广为宣传“圣训十六条”，先在各省文职官员中月吉宣讲，后又及于武臣。世宗胤禛又推绎十六条作《广训》1万余言，合成《圣谕广训》一书，于雍正二年(1724)由武英殿刊刻，颁行天下，这是对上谕十六条的演绎与注解，使伦理道德教育更加明确和具体。并且规定：凡在学读书者，由教官教之，“未曾读书者，不可竟无教训。于每月朔望，传集该旗公署，宣讲《圣谕广训》”，“每旗派觉罗二人，以为督教之长”。[32]948(21)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以及雍正的《圣谕广训》是清一代统治者颁布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也是维护统治稳定，对老百姓进行思想、法制教育的重要手段。《圣谕广训》颁行之后，满族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便定型化了。[53]
    政书译本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铨选官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上均为雍正三年刻本)、《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刻本)等。
    研究满语、满文的著作和满汉辞书继续在出版，而且水平很高。如雍正二年(1724)尚玉年撰写的《清文虚字讲约》(又名《凝华集》)、雍正二年(1724)李延基的《清文汇书》、雍正八年(1730)三槐堂序刊本、舞梧寿平著作的《清文启蒙》，是最早研究满语、满文的书，也是教材，[33]都是很有价值的辞书。李延基在《御制清文鉴》等官修分类词典基础上增订词语，并进一步考订注解，依《大清全书》体例，以满文字母顺序编排满文词语而成的《清文汇书》，于雍正二年(1724)刻本。该词典是满文音序词典中最重要的“注解词典”之一，正文首列满文词语，下列汉文译词和汉文注解，约收20000余组满汉文对照词语条目，是一部收录词汇量大、内容充实、查用方便、满文字母较规范的大型满汉合璧的音序词典，并成为清代编纂音序词典最直接的依据。
    雍正年间坊间还刻印了满汉合璧的罗贯中《三国志》(《三国演义》)。雍正年间北京知名的刊印满文图书书坊有13家，它们是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个老字号，在琉璃厂，这家书铺在雍正十一年(1733)刻了《满汉全字十二头》一书，这是一部学习满文的基础书。乾隆年间老二酉堂还刻过满文书，后未见有满文书问世。三槐堂是出版满文书较多的一家书坊，从雍正到光绪，绵延近200年，以三槐堂的名义刊印图书持续不绝。
    四、结论
    清代前期官方积极推动满文教育、实施翻译考试，是保持与发扬“国语骑射”政策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为通晓满、汉文翻译的八旗子弟增加一条晋升之路，为国家选拔出一批翻译人才，培养出不少兼通满、汉文的专家，带动并促进了满文典籍的翻译，各种汉籍的满文译本不断完成。各学校入读的旗员需要有标准的满文教本，还有各种政令要以满汉文颁行各地，单靠手写传抄已不能满足文献的流传及人们的需求，这就促进了满文出版的开展，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反映了满族的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文化的互动。
    马丁·嵇穆说：清朝早期的翻译工作主要以了解和透视中国文化为目的，入关渐久之后，则与考试制度和事业心思想有关。[54]195-208论断是相当精当的。清内府及各部院在北京设有较大的官办印刷厂，满、汉、蒙等各族的印刷良工集中于此。由于北京是满族新的聚居地区，自然也是满文著作最大的印刷出版中心。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康熙十年(1671)左右，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内翻书房”，康熙十九年(1680)又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也成为满文出版中心。清代满文及满汉合璧刊本不但用纸考究，而且刻工精良。特别是内府刻本，满文刻得十分精美，字画清楚，校对严谨。直到乾隆朝，出现了满文出版的鼎盛情景。
    注释：
    ①《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十，仁祖七年十月甲戌。皇太极于天聪二年(1628)曾致书朝鲜，曰：“闻贵国有金、元所译《书》、《诗》等经及《四书》，欲求一览，惟冀慨然。”(第38页)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庚寅；朝鲜方面回函，云：“见索《诗》、《书》、《四书》等书籍，此意甚善，深嘉贵国尊信圣贤，慕悦礼义之盛意。第国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本，而金、元所译，则曾未得见，兹未能奉副，无任愧歉。”(第61页)卷十九，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第62页)
    ②该点校本把“国语”点为书名，误甚，今改正。
    ③有明一代，《三国演义》的版本颇多，书名也很不一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卷二“明清讲史部”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版本甚多。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今各依其本称，诠次如左”，明代版本计有：明嘉靖壬午(元年)刊大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辛卯(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夏振宇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明郑以桢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古今演义)三国志》、明万历壬辰(二十年)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新刻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丙申(二十四年)书林熊清波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明万历乙巳(三十三年)闽建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刊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明万历辛亥(三十年)闽书林郑世容刊本《(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闽建杨起元闽斋刊本《(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间笈邮斋刊本《(新镌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闽书林刘龙田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闽书林杨美生刊本《(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明刊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明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天德堂刊本李卓吾先生评)三国志》、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明崇祯间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三国志》、烟水散人编次本《(李卓吾批)三国志传》、清三馀堂覆明本《(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郡宝翰楼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
    ④《清史稿》“蒋赫德传”：“蒋赫德，初名元恒，遵化人。天聪三年，大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元恒与焉，赐名赫德。……顺治二年四月，擢国史馆学士。……以翻译《三国志》成，赐鞍马。”第32册，第9489-9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