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傅达礼“教习庶吉士。先是，上命儒臣翻译《大学衍义》。是年七月告成。傅达礼奏请刊颁，得旨允行”。[16]第2册，376康熙帝亲政后，延请宿儒大臣进行日讲，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陆续刊印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书，康熙帝亲自为之撰写序言。他本人提倡经学、理学，晚年命李光地编《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译成满文刊印。
    康熙帝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编撰《清会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全书共162卷，所载内容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纂的目的是“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33]第5册，195《清会典》是清朝行政法规的大纲，它的编纂反映了清政权的巩固和成熟，为以后的修典奠定了基础。康熙年间修纂的重要满文政书还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刑部新定现行例》(康熙十九年)、《太祖圣训》(康熙二十五年)、《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八年)等。这些政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为康熙后各朝提供了典范。如《太祖圣训》，斯达理指出，人们从未对问世于1740年的满汉合璧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圣训》进行过详细分析，仅欧洲学者概括地将其判定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基础，旨在揭示努尔哈赤高尚品格和人性的宝贵历史资料(此论断源于B.劳弗)；一部由于3次修正而已经失去大部分原有语言特点及实际观点的作品(此论断源于W.富克斯)。努尔哈赤是否真说过在其《圣训》中所记载的话语，是否那些所记载的话语只是其编纂者为了塑造一个符合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皇帝形象，对其进行多年的精挑细琢而得来的结果，是否内含了许多省略和修正之处？通过对比研究，进一步证明《圣训》几乎一字不差地与乾隆时期的修订本正文一致，而并不尊重只在旧满洲档中发现的努尔哈赤真正(或者更真实)的圣训。[11]
    由康熙帝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敕编注的《御选古文渊鉴》，分64卷，是一部古代散文汇集，“上起左传，下迄宋人。风教攸关者，咸著录焉。”[40]7-8也是清代大规模翻译汉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本，有汉、满两种文本。汉文本用彩色套印，美轮美奂，体现了当时最高印刷水平。满文本虽无彩色印刷，但印制相当精美，书长24.2厘米，宽16.1厘米，开化纸绵白细软，字体端庄，墨色鲜亮，装帧考究，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据嵇穆研究，《古文渊鉴》的满文翻译可能还是在和素(1652-1718)的参与下完成的，其翻译质量是优秀的。[41]204-224
    《御制避暑山庄诗》(han i araha i tokso halhun be jailaha si)又称“三十六景诗”，是康熙帝选定避暑山庄三十六处风景点为题所作，现有满文刻本和满汉合璧刻本。康熙帝精通满汉文化，在日理万机之暇多有诗作，现存诗1100余首，[42]大多以汉语作诗。《避暑山庄诗》是现存康熙帝唯一的一部满文诗集。全书共录诗36首，上卷16首，下卷20首。“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并图一部：圣祖仁皇帝岁举秋，以肄武习劳。康熙四十五年始造避暑山庄于热河，以为先期驻跸之所。御制记一篇，并标举胜概为三十六景，分绘成图，各系以御制诗词。掌院学士臣揆叙等恭注。康熙五十一年校刊。”[43]521有关这部“三十六景诗”，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找到10份相关的和素、李国屏的奏折与谕旨，时间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二日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三日，从中可知该书刊刻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交五十名工匠作速套板镌刻”，(17)到“刻完恭请钦定所刷进览之避暑山庄诗样子”得到康熙帝“进览之书样所刻甚佳”的朱批，(18)再到“已刷之避暑山庄诗上下二卷内，奉旨改正五字”，及请示“现避暑山庄诗用哪种纸，刷多少部”，(19)热河三十六景每景详图刊刻时需用枣木板，长宽尺寸，潮湿晾干，以及“纸发绉之处多，如垫起来，墨到不了，笔画恐又易断”(20)等等，事无巨细，一一请示，务求完美，符合上意。
    《西厢记》满文译本，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44]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四卷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寄畅斋刊一函四册四卷本，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四册四卷本。此外，还有一种只有词曲而无科白的刻本一册，名为《六十种曲子》。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每册一卷，每卷四章(折)，共十六章(折)，这个刻本与现在通行的汉文本五本二十折校注本不同，只有其前四本十六折，且每本第一折前面的楔子也并入第一折中；词曲和对白也多有不同，显然是根据金圣叹批本翻译的。[45]卷前有一篇译者序，其文曰：“龙图既启，缥缃成千古之奇观；鸟迹初分，翰墨继百年之胜事。文称汉魏，乃渐及乎风谣；诗备晋唐，爰递通于词曲。潘江、陆海，笔有余研；宋艳、班香，事传奇态。遂以儿女之微情，写崔张之故事，或离或合，结构成左谷文章；为抑为扬，鼓吹比庙堂清奏。既出风而入雅，亦领异而标新。锦绣横陈，脍炙骚人之口；珠玑错落，流连学士之里。而传刻之文只从汉本，讴歌之子，未睹清书。谨将邺架之陈编，翻作熙朝之别本。根柢于八法六书，字工而意尽；变化乎蝌文鸟篆，词显而意扬。此曲诚可谓银钩铁画见龙虎于毫端，蜀纸麝煤走鸳鸯于笔底。付之剞劂，以寿枣梨。既使三韩才子尽卷情怡，亦知海内名流开函色喜云尔。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吉旦。”序言引古论今，写得洋洋洒洒，颇具四六骈俪之风，充分表现了满族文人驾驭汉语的能力。《西厢记》的语言，文辞优美，诗意浓郁，是一部出色的韵文作品；其译本语言流畅生动，贴切精当，生动传神，比较好地表达了原著的风格，与原著相映成趣。而且，同翻译小说相比，戏曲中的唱词更加难译，不仅要将唱词的意思翻译出来，还要照顾到词曲的韵律。从《西厢记》的译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译者对古汉语、汉族古典文学的深刻理解及在造词入韵过程中的良苦用心。从该书翻译的水平和技巧来看，译稿出自大手笔，是肯定无疑的。关于《西厢记》的满译作者，因为译本没有署名，所以一直是个谜。昭《啸亭续录》说：“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肯綮，人皆争诵焉。”[22]397徐珂《清稗类钞》载：“京师琉璃厂书肆有满文之《金瓶梅》，人名旁注汉字，盖为内务府刻本，户部郎中和泰所译者也。此书而外，尚有《西厢记》。盖国初虽有翻书房之设，此或当时在事诸人以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46]第8册，4031和泰或为和素之误。和素是“我朝之大儒”[32]5340阿什坦之子，子承父业，弘扬“家学”，精通翻译，在康熙年间即以“翻译绝精”，满文造诣精深，为时论所美。据《八旗艺文编目》记载：“和素，字存斋，氏完颜，隶内务府镶黄旗，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御试清文第一，赐巴克什号，充皇子师傅，翻书房总裁。”[47]4和素一生译著较多，《八旗艺文编目》载有5种：《左传》、《黄石公素经》、《菜根谈》、《琴谱合璧十八卷》、《三国志》(《三国演义》)。所以由他翻译《金瓶梅》、《西厢记》等名著也是可能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行的《金瓶梅》满文译本，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是依据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张竹坡评刻本《第一奇书〈金瓶梅〉》来翻译的，虽然其回目未采用张评本的简目，而是基本上采用明崇祯本的回目。满文本《金瓶梅》将汉文本原序及各种评语尽行删去，写一满文序冠首。在译文中有些人名、地名、官名及俗语、曲文等处，为阅读方便，在旁边都加注汉字，形成了一部很独特的满译本。译本水平极高。译本中对话多用口语，语言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堪称满译汉籍中之精品。有学者推此书为满语文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满汉文化相互影响、满族语言文字的珍贵材料。
    之前学者研究，基于《金瓶梅》向被列为“诲淫”之作，而顺治、康熙两朝又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在这种氛围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在文网盘结的当时，如果不得到特别允准是不可能的。又根据《金瓶梅》满译本有一篇序，其中说道：“因其立意为戒昭明，是以令其译之，余于几暇参订焉。”可见此书的翻译是序作者之意，其地位又高于译者，故曰“令其译之”。尽管序作者与译者一样未留名，但无疑是当权的满洲贵族中人。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满译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1-2]季永海据《满文本〈金瓶梅〉序言》称：“因此书之立意惩戒明显，故命人译出，吾于闲暇修订而成。”认为：“满文本《金瓶梅》的译者和序作者是两个人”，“序者是令他人译为满文，他只是做了一些修改。二者的满文水平均为一流，对《金瓶梅》一书的评价是序者的意见。至于序者是何许人，很难断定。但是，可以肯定，序者是个财力雄厚而且地位高于译者的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