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书房、武英殿与康熙朝满文图书的出版
    康熙帝本人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留意典籍，编定群书”，[33]第6册，400融满汉两种文化于一体。凡在经筵日讲时讨论过的经书，如库勒纳、叶方蔼等撰《日讲书经解义》，牛纽、孙在丰等撰《日讲易经解义》，库勒纳、李光地等撰《日讲春秋解义》，喇沙里、陈廷敬等撰《日讲四书解义》诸书，都是以汉文撰写，再译为满文，且将原典逐句译出。这些汉文经书讲义及满文译本，均令刊刻颁赐。此举不仅有利于满人学习汉文典籍，也有利于西洋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康熙朝除按例编修《实录》、《圣训》，还组织编纂翻译经、史、文等方面的图书。
    康熙十年(1671)左右，设立了“内翻书房”(dorgi bithe ubaliyambure boo)，职掌翻译谕旨、起居注、御论、讲章、册文、敕文、祝文、祭文、碑文，以及“凡经史有旨翻清者，则纂辑以候钦定，御制诗文之敕翻者亦如之”，“凡清文音义，各准以定式，名物象数以时增益者，得旨则拟进”等业务，成为负责翻译的专职机构。⑦内翻书房，简称翻书房、内书房、书房。其地初在隆宗门内之北。其编制，初无定员。⑧由“翻书房”的名称来看，此机构当因翻“书”的需要而设立，所谓“书”者，主要系指汉文典籍，亦即“凡经史有旨翻清者，则纂辑以候钦定”，是内翻书房最重要的工作。是以《啸亭续录》曰：“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烦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之盛。”[22]397和素在康熙时曾兼武英殿翻书房总管。[34]335⑨
    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专门负责编纂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武英殿修书处从建立到清末，共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古籍和编纂新书达700余种，其中半数刊刻成书。[35]在刊行汉文本的同时，又刊印有满文本。这些书籍均颁发至全国。武英殿修书处成为内府满文出版中心。康熙时期满文殿刻本更加规范，字体典雅，有些图书用开化纸大字印刷，纸张洁白细腻，字体黑色匀润，装帧精美考究，有着明显的宫廷特色。
    康熙年间满族社会急剧变化，满语言超常发展，以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已达到了“凡四书五经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⑩的地步。与此相适应，康熙朝出现了十几部语言图书，既有满汉双语的，也有满语单语词典，而且有几部本身规模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京都宛羽斋刊刻出版的汉人沈启亮编的《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是第一部大型满汉对照的词典，(11)共14卷，收词12000余，以十二字头排列，部分词有例句，保存着早期满语吸收汉语的借助词和少量满文古字和释义。作者虽为汉人，两遭谪贬，然“生平笃好清书”，“就教于满洲诸儒”，学成满文。先是为“解说虚字总要，使学者易明翻译之理”，成《清书指南》。而后，内了更进一步对满文“一览了然，博涉无遗”，又“照《字汇》之法，编集诸清字，汇成一书，名曰《大清全书》”。[36]18康熙二十九年(1690)，《满汉同文全书》刊印成册。这两部词典都按“字母法”编排，即按满文字母音序编排，简便科学，查询使用方便，是词典编纂方法的创举，也成为清代词典编纂的典范。
    后来康熙帝意识到“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的危机，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十二日，“上谓侍臣曰：‘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欠当，关系不小。’因顾谓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曰：‘尔任翰苑之职，可体朕此意，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傅达礼奏曰：‘皇上此旨，诚立教善后之盛心也。臣等虽不才，当祗遵谕旨，编辑成书，敬呈御览。’上谕曰：‘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致永远可传，方为善也。’”[37]第1册，第93-94(12)康熙十二年正是三藩发动叛乱之年，然而“国书关系重大……虽经用兵出巡，亦一日未尝或辍”。[36]193《清文鉴》前后有68名殿、阁大学士、学士、中央各部、院、司、寺大臣参与纂修，(13)“儒臣分类排纂，日以缮稿进呈”，康熙帝则“逐一审订。解诂之疑似者，必晰同异于毫芒；引据之阙遗者，必援经史以互证。或博咨于故老，或参考于旧编”，(14)最后“朱笔改定，日阅数册，勤耕不辍，数年之间，全部卒业”，[36]205历经35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始告完成，名曰《御制清文鉴》。这是清代第一部由皇帝钦定的满文词典，也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满文分类词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军事、礼乐、饮食、器物等共280类，12000余条，(15)附有总纲(即索引)，为满文译学中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特别是它将所收词语进行种、属类编排的动议，和它在选词、释义上的百科性，对满语乃至满族发展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满、蒙、汉等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满族文化的飞速发展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完善并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36]3惟待书成之时，满文的发展却已面临了“老成耆旧，渐就凋谢。因而微文奥旨久而弗彰，承讹袭舛习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语音或有不正”[33]第6册，229的困境。这部辞书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乾隆时期编纂的各类清文鉴无不以此为楷模。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谕大学士等曰：“满字既有《清文鉴》，蒙古字书亦应纂辑，著交与教习唐古特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等翻译，会同蒙古侍读学士、中书等修成《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一部，一边写满洲字，一边写蒙古字，其引经处俱行裁去。若有伊等不知之处，著问八旗年老通晓蒙古书之人，于朕起行之前，酌量缮写数篇呈览。”[33]第6册，397这部满蒙合璧本在分类、选词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删去了《清文鉴》解词中引经据典的例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寻访八旗旧故，而且利用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札萨克蒙古五十七旗王、贝勒等来京叩拜之机多方求教，康熙帝本人也不放过任何机会过问此事，并亲自审阅，[36]157-159历时7载余，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并由武英殿刊刻，书名《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16)这是《御制清文鉴》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双语合璧本，而且以蒙文的形式出现，自与“满蒙联盟”的国策有相当的关系。
    康熙年间还出版有桑额《满汉类书全集》(康熙四十年)、戴谷《清文备考》(康熙六十一年)等教材。[38]李延基的《清文汇书》也有康熙年间京都四合堂刻本。[39]107
    清代太宗、世祖均尊孔崇儒，康熙帝更把崇儒尊道作为文化国策，亲至曲阜祭孔并写下“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作为匾额，令悬额孔庙大成殿中，“以垂示将来”。[33]第5册，233康熙帝的尊孔祭孔活动影响极大，读四书五经，尊崇孔子儒家学说，蔚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