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届二中全会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党领导人民迅速取得了全国胜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⑩，使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共同纲领》这种临时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方针政策变为国家的纲领，从而具有了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11）在如此伟大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我党制定的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尽管在建国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12），取得建国后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全国形势发展极不平衡。在老解放区，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土匪活动猖獗，工商业还没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严重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顺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七届三中会全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3）实现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多一点。为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八项工作。这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具体纲领和步骤。这些任务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的第一条都是土地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七届三中全会把它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一个根本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共中央根据建国后的不同情况，适时调整了土地改革的政策，“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14）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家致富”成为农村的新时尚。一大部分贫农通过劳动，经济地位很快上升，成为新中农；一部分老中农则上升为新的富农。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表示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证明党中央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的正确。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又一重点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申明我们党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急躁冒进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5）为了集中力量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进一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们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16）
    建国之初，新生政权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事业。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二是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我党的纲领决定的。对于这两大任务，七届二中全会已作过规定。七届三中全会正是从建国初期两大任务来着眼的。全会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既是实现第一个任务的保证又是实现第二个任务的措施。如果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宏观指导纲领的话，那么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实现这一宏观纲领了。七届三中全会是七届二中全会的继续和发展。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从1950年到1952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爱国增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等。在这些繁忙的运动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始终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及时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和生产竞赛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指示在基层试行“三反”“五反”的“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党中央还针对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脱离群众，损害农民积极性的“五多”问题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7）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活动反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三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创造了在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