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不仅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苏联老大哥独霸社会主义建设讲坛的沉闷局面，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挣脱出来。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发表意见，并公开指责和评判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是非功过，这确实是难能可贵、振聋发聩。如果说，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苏联“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的挑战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是对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次挑战；如果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盛行于30年代的教条主义的一次批判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对盛行于50年代经济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批判，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薄一波回忆说：“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主席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33）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率先探索，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巨大影响。1956年，在党内掀起了一股浓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的风气，并取得了累累成果，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中共八大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探索成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备斗。”他还指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34）毛泽东不仅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党的八大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长期任务，百年大计，万年大计！他认为要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是毛泽东首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保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贯彻增加了监督检验功能。这是建国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被八大所采纳，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大会上得到贯彻。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列举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35）新党章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动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36）八大政治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37）决议还指出，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38）象这样，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章中明确规定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党的八大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八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论十大关系》之后全党探索的最重要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大会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基础上，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