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初期参知政事职权的演变
    从理论上讲，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地位、职权、作用应该维持不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却不断发生变化。封建专制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人治”社会，实行皇帝专制独裁。所以，皇帝个人的好恶往往决定权力的重新分配。有时，皇帝直接下诏书，体现自己的意志，使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发生明显变化。
    宋初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开宝六年（973 ）才开始发生变化。到这一年，赵普独相已10个年头。因其长时间独揽中书事权，在朝廷中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出现揽权、独断等情况，引起太祖疑忌，恩宠渐衰。这一年里发生的四件事，可以看出太祖对赵普态度的改变。其一，太祖到赵普家，偶尔发现吴越王钱俶遣使送给赵普的10瓶瓜子金，太祖虽然命赵普“受之无妨”，却又叹息说：“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其二，“故事，宰相、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异之。”其三，权三司使赵玭揭发赵普私贩秦、陇大木，太祖大怒，“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其四，雷有邻击登闻鼓，状告赵普，授秘书省正字[1] （皆见《宋史·赵普传》）。
    太祖既对赵普有猜疑之心，自然想方设法削减赵普的权力。从制度上略加改变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其举措便是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扩大参知政事的权力，以分宰相之权。开宝六年六月壬寅（20日），“诏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庚戌（28日），“复诏薛居正、吕余庆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2]（《长编》卷14）至此，参知政事获得了与宰相共同议政、轮流执政的权力。八月，赵普罢相。九月，以薛居正、沈义伦为相，以卢多逊为参知政事，这是北宋开国以后宰相班子的第二次大变动。随着最受皇帝信赖的独相赵普的下台，参知政事的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职权也随之膨胀。
    参知政事的第二次地位提高和职权扩大，是至道元年（995 ）四月之事。这一次则是中书宰相主动相让的结果，《长编》卷37载：
    戊子（12日），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事，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釐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请，亦以慰准意云。
    显然，太祖开宝六年以参知政事分宰相之权的作法是一种临时举措，事后又恢复了原状（注：关于开宝六年以后到至道元年之间的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的变化，张其凡先生的《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有较详尽的排列和推测，可以参阅。《宋初政治探研》，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吕端“有器量，宽厚多恕”，与寇准一起深得太宗信任。吕端和太宗都看到寇准卓绝的才干，期望他能多发挥作用，利国利朝廷。所以，一经吕端提议，太宗马上同意。
    寇准为人刚强自任，揽权专恣，因此触怒太宗，至道二年（996 ）七月罢免，不久出知邓州。参知政事地位随之调整，《长编》卷40载同年闰七月辛未（3日）诏：
    自今中书门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参知政事，殿廷别设砖位，次宰相之后，非议军国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并以开宝六年六月庚戌诏书从事。
    这次调整参知政事的职权，不是回到开宝六年之前，而是取消了参知政事俨然可以与宰相分庭抗礼的地位。即与开宝六年之前相比，参知政事地位虽然得以巩固提高，《宋史》卷161 《职官志》载：“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但也明确了他们仅仅是宰相的副手，不允许押班、知印。
    三、参知政事对宰相职权的侵夺
    参知政事的职权经过宋初的几度变化，在制度和观念上给人们以如下启示：第一，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在宰辅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临时设置。第二，必要时参知政事可以作为一种制度的补充，取代宰相，行使相权。这种启示，为参知政事侵夺相权提供了可游刃的空间。
    第一，参知政事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宰相则退居其次。
    一个人跨入仕途，其升迁虽有快慢之分，但相对地需要循资渐进，时间、资历都是职务升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个人的才能却有高下之分，时间和资历不一定能弥补才干的不足，同样难以掩饰横溢的才华。有时，才华横溢、个性鲜明、深得皇帝信赖但资历尚浅的大臣，只能屈居参知政事之职，而当时的宰相却相对平庸。此时，参知政事往往成为宰辅机构中的主要决策者，宰相反而成为其附庸。也就是说，参知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或者，皇帝就是信任此时的参知政事，宰相知趣退让，参知政事也将侵夺宰相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