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中叶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早年便“议论高奇”，“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神宗未登基时便闻其大名，即位后， 立即起用他主持朝政改革。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次年十二月拜相，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一共1年10个月。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当月，便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其信徒吕惠卿主持工作，负责变法具体内容的规划和起草。“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续资治通鉴》卷66）诸种新法纷纷出台，朝中反对王安石的大臣，陆续被罢免，神宗全心全意地依赖王安石。
    在此期间，任宰相者有三人：最初富弼为首相，曾公亮为次相；熙宁二年十月富弼罢，曾公亮进为首相，陈升之拜次相。富弼这年已66岁，年老多病，拜见皇帝也需要“其子掖以进”，思想转趋保守，与王安石不合，屡次“称疾求退”，很快得到皇帝的批准。曾公亮这年则已71岁高龄，暗助王安石变法，“一切听顺”王安石，被时人讥为“持禄固宠”。陈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以迎合王安石而得以拜相。拜相后，因忤王安石，曾“称疾归卧逾十旬”（以上所引皆见三人《宋史》本传）。时人戏称当时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续资治通鉴》卷66）唐介和赵抃是另两位参知政事。可见，王安石当时虽然任职参知政事，实际上代替宰相主持中书工作，是宰辅机构的真正首脑。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仁宗年间曾有过“庆历革新”，主持这一段新政的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八月拜参知政事，五年正月罢，任职1年5个月。在职期间，“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复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1] （《宋史·范仲淹传》）向仁宗上10事，“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2]（《长编》卷143）当时章得象为首相，晏殊为次相。章得象“无所建明”，居官平庸；晏殊虽文才出众，喜奖掖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现实将范仲淹推到变革朝政的第一线，使他实际上担当起宰相的部分重任。
    南宋权臣贾似道，其姊为理宗贵妃，有宠，贾似道仗势“威权日盛”。宝炤四年（1256）四月拜参知政事。“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1] （《宋史·贾似道传》）连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命，一有谣传，宰相就缩手不敢决断。可见当时的贾似道已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第二，宰相空缺，参知政事代行其职。
    两宋时期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宰相因故罢免或在位时去世，相位空缺，暂时以参知政事代行宰相职权。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说：“故事，丞相谒告，则参预政事之臣例不得进拟差除。惟丞相薨罢，上未得人，则参知政事行相事，多不逾年，少者才旬月。”这种情况一般持续时间不长，两宋只有一次例外，《宋史》卷161 《职官志》“参知政事”条载：“惟丞相未除，则轮日当笔，然多不逾年，少仅旬月。淳熙初，叶衡罢相，龚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创建也。”
    龚茂良，字实之，绍兴八年（1138）进士。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二年（1175）九月，右丞相叶衡罢，孝宗“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逾再岁，上亦不置相。”[1] （《宋史·龚茂良传》）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浩拜右丞相，龚茂良以首参行相事共2年6个月。造成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孝宗有做事的雄心和决心，喜独揽大权。孝宗发动北伐战役，就曾撇开宰相，独断独行。以首参行相事，就是为了便于自己控制操纵，这是主要原因。其二，龚茂良较得孝宗信任。《宋史·龚茂良传》载：“上亟用茂良，手诏问国朝典故有自从官径除执政例，明日即拜参知政事。”同列有陷害龚茂良的，孝宗即厉声为他辩护：“参政决无此！”
    除龚茂良外，李颜颖淳熙二年闰九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五年三月罢；王淮淳熙四年六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五年六月转为知枢密院事。李颜颖、王淮与龚茂良一起承担起宰相的职责。《宋史·李颜颖传》言：“颜颖在东府三岁，实摄相事。”《宋史·王淮传》言：“时宰相久虚，淮与李颜颖同行相事。”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内的三位参知政事共同分担了宰相的职责。龚茂良资历最深，以首参领头。
    以参知政事行相事，有悖于制度，龚茂良所为在当时已招致物议。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说：“龚实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为怀私擅政，遂有英州之祸焉。”龚茂良被贬英州，“擅权植党”就是一大罪状。故两宋以参知政事行相事只此一例。